这本书的前身，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在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 原名《古美术杂记》，是前香港《美术家》杂志主编，已于去年秋天 逝世的老友黄蒙田兄经手的。当时出版一本书是颇不容易的。
一九八三年，发现台湾有未经本人同意的盗印本，承他们还客 气，保留了作者的名字，但书名却被改为《古美术沦集》。记得我曾 托香港卜少夫兄赴台之便，拟予追究，但因书店也是假的，“有名无 实”，便只好暂时置之。
事隔十多年，今年五月间，我从澳洲回北京时，承范用兄提起 此书，并热情向三联书店推介，书店同意了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当 时因为一直没有留意我自己已束之高阁的这本书了，一口答应下来， 但也意识到十多年前出版的东西，肯定会有不少大小毛病，所以同 三联孙晓林女士说：请容许我到澳洲再修改一下。
回到澳洲寓所，找出一本硕果仅存的《古美术杂记》再三翻阅， 才觉得事情不简单，发现其中自缚的框套甚多，不妥之处也不少，有 些还打算全篇重写。这里虽比北京安静，但是老迈年高，毕竟有力 不从心之憾。现在仅就力之所及处，做了删改增修，并加入几篇未 收进旧版的有关文字，以及重编目录等，这样，比旧本就变了个样， 于是，索性把书名也改为《芳林采集——古美术文编》，寄请晓林女 士审阅。
一 二十年代中在香港，那时十三四岁，我在先父冷观先生创办的 中华中学读书时，由于父执李孝颐老师讲授绘画，常向我提到他的 叔父——“鹿门九爷”在清光绪年间，曾到上海从任伯年学画，而 我清楚记得，我家在香山(广东中山市的旧称)的故居，书房里挂 着任伯年的四屏花鸟，是我童年最早接触到和最喜爱的美术作品， 稍有知识之后，任伯年的名字已深印脑中。孝颐老师还常向我提到 恽南田、宋光宝，以及清末广东“二居”(居廉，居巢)等画家，孝 颐老师便是第一位给我以美术史知识的启蒙老师了。
说到老师，更不能忘怀的是东莞邓尔雅先生，他也是我的父执， 在中华中学，尔雅先生并不教画，而是教我们书法和小学。当时同 学们都十分佩服这位学问渊博，很有学者风度的邓老师，矮瘦个儿， 两撇小须，即使对后辈学生，也谦逊有礼。我们那时对小学、六书 一窍不通，他上课时却深入浅出，夹着些笑话，学生们都感到上他 的课有味。尔雅先生是享誉南方的大书法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 是大学问家。他是吸卷烟的，狭长的小卷烟纸经常装满口袋，原来 除了卷裹烟丝之外，这小纸条儿还有更大的用处，就是抄资料。尔 雅先生所到之处，只要看到有关六书、小学或其它对他有用的文字 材料，就拿起笔很快地抄在卷烟纸上。我那时很不了解老师抄这些 小纸片有什么用，他说：抄下来一点一滴的东西，积累多了，把它分 类，将来就成为完整有用的研究资料了。又说：清代的朴学大师，许 多都是用这个方法从事考据工作的。尔雅先生的教导，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但是以后的十几年，我在上海、广州、重庆，以后义 迁徙沪、宁。虽然也跟朋友们搞点美术，写点文字，却从没有遵循 尔雅先生的途径，积累一点有用资料，好好做点研究工作。
踏入五十年代，我已经是不惑之年，定居北京。那时社会上朝 气蓬勃，学术空气浓厚，知识分子大都欲对新社会有所自效，于是， 我深愧自己过去光阴的浪掷。同时北京这个地方又有丰富的文化积 累，研究学问比较方便，因此就下决心适应自己的兴趣，读点儿关 于美术史方面的书，一面读，一面摘抄一些自己有用的材料。但那 时北京已经有了统一的资料卡片，买起来方便，我又没有像尔雅先 生那样抽卷烟的习惯，于是就用分类卡片抄点书，日积月累，分类 整理起来，也比较可以使用了。更加幸运的是，这些卡片在有时不 期而至的飘风骤雨中，还没有全部被横扫掉，于是这“玉札丹砂”或 “牛溲马勃”，也都成为白珍的敝帚了。
最初鼓励我搞中国美术史的，是一九九七年去世的阿英(钱杏 邮)前辈。大家知道，阿英同郑振铎先生一样，是文学家，但同时 又是爱好我国艺术的学者，阿英的书籍收藏是当代闻名的(虽然他 老人家经常穷得还不起书债)。我自己那时也买了点书。五十年代， 北京的古旧书店，还常给老主顾送书上门，年节付账，这是北京书 铺百年老传统，我有幸享受过这种待遇，这就更加增加了读书兴趣 (五十年代初，我初到北京，由音乐家盛家伦兄的介绍，我从一位油 坊小老板那里以贱价接收了好几三轮车的线装本美术书，以后更陆 续不断向琉璃厂和隆福寺旧书店收购。今年，因耄年眼昏，才把浩 劫剩余的千册残籍，全部捐赠给大学文物馆)。后来，北京图书馆和 科学院图书馆，也经常去了。
书本之外，师友朋好的往来请益，也是我能得到点知识的主要 来源。
我常常认为，我毕生最大的幸运是得到朋友的好处多。更难忘 的是，王畅安(世襄)先生、启元白(启功)先生在五十年代开始 的长期交往中，给予我在学识方面的启发和帮助。和畅安结邻二十 年，中国美术史他是科班出身，他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有 关中国美术史的。那时，他正在从事明式家具、清代匠作則例等方 面的研究。完成了《髹饰录解说》这部有关古代漆器工艺的著作，同 时旁及葫芦、蟋蟀等的专题探索，使我目瞪口呆，眼界大开。那时， 大家都闲散，“生涯萧条破席帽”。但畅安却夙兴夜寐，勤恳不息地 孜孜写作(那时我赠给畅安，曾有“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 用功”的诗句)，加上启先生(我们都这样对元白称呼)时相往来， 更使不学的我，得益不尽。启先生以书法擅名海内外，其实他在学 术文史方面的渊博成就，也是侪辈鲜见的，凡读过《启功丛稿》(一 九八一年中华书局版)的人，我想都会承认这一点。记得他的《诗 文声律论稿》那时已七八次修改，而每次易稿，都是亲自以工楷手 抄的，就这一点，已看出启先生严肃的治学精神，不能不令人心折， 对比之下，益觉自惭。
此外，五十年代初，由于寓所相近，我经常得以向叶誉虎(恭 绰)先生请益问难，誉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艺术做出不少贡献，鉴 藏书画丰富，著作等身，对于我这个后辈，他总是循循善诱，不吝 教诲的。虽然也有风雨暌隔的时候，但相从侍席，不觉也有二十多 年。上海谢稚柳先生，那时也较清闲，五六十年代，我们常在通信 中互相交换和探讨些美术史资料。傅抱石先生治学甚勤，在中国美 术史方面，他的著述卓有贡献。他每次来京，都有幸晤教；六十年 代初，我到南京，承他老人家的款洽，还同我谈到共同修改他的旧 作《石涛上人年谱》的问题，可惜这已是最后一面，一九六五年，他 就因病辞世了。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这二十年，虽然文艺界也经历些风风 雨雨，但还有书呆子在风灯雨屋之下，不声不响地做些不算有益，徒 遣有涯之事。本书中有几篇札记，正是那时候写来自课的，原不打 算发表(当时也少机会)，只供几位时相过从的同好互相传阅求正， 也算是一种相濡相煦吧，我们这些人，也就这样跟着历史的脚后跟 走过来了。
这些文字中，也有些是响应号召之作。记得一九六三年，邓拓 同志在北京故宫绛雪轩，召开一次纪念古代十大画家的座谈会，鼓 舞大家对历代卓有贡献的画家做些研究，作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艺 术的试点，本书中关于倪云林和八大山人两篇，就是当时开始写的。
只是搁置许久，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
六十年代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交给我编纂《中国美术论著 丛刊》的任务，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美术著述(包括美术史、论， 美术家的诗文著作，历代公私收藏等等近一千种)选优整理出版，我 更不得不加紧读点书。(这期间我到过上海、江浙各地图书馆访寻古 美术珍善本书，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字。)但这个计 划只做了个开头，出版了《历代名画记》等六七册书，就中止了。
就是在上述情况和环境之下，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这本《文编》的基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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