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光，1932年生，台湾中坜人。1939年赴日，1950年回国。1954年赴苏学习，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1961年至196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63至1983年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1984至1994年任中国新闻社驻东京记者，译审。主要著作有《一个台湾人的轨迹》、《谍海巨星左尔格》，译著《松永安左卫门传》（合译）等。

    左尔格，二战时期前苏联著名谍报人员，率一支代号“拉姆扎”的行动小组，在日本东京活动。他利用其德国记者的公开身份以及与德国驻日大使奥特的关系，搜集了不少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br>    1940年11年18日，他从东京向莫斯科首次发出警报：“德国已开始准备对苏作战。”当时离开战还有整整七个月。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进程充分证实了左尔格的正确。<br>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4日发回的战略情报，则在世界谍报史上被看作是最具典范意义的：“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这使得斯大林下定决心从东线抽调精锐兵力增援莫斯科战役，从而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前苏联。<br>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左尔格扭转了整个战局，改变了二战进程。<br>    《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 》将据最新解密的资料，重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拉姆扎的最后岁月<br>    东京警视厅由于左尔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严。一直严守秘密不使见诸文字、报刊，直到七个月后的1942年5月预审阶段基本结束时，司法当局才把事件定为所谓“共产国际谍报案”，并第一次公之于世。<br>    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在东京准备发布上述消息的5月16日拜会德国外交部并向其通报：“东京方面认为此案必须予以公布，因为人所共知，日本有数名高层人士涉嫌。如果不予公布。势必谣言四起，中伤政府。关于左尔格系德国共产党人一事以及他与驻东京德国官方机构有瓜葛等情况，公报将只字不提。”<br>    1943年5月末，东京刑事地方法院在高田正裁判长的主持下．对左尔格一案正式开庭审理。检察官是中村登音夫和平松勇。审理从头到尾都是逐个秘密进行的，禁止旁听。<br>    在整个审理期间。特别是特高警察取证的审讯阶段，几乎无一嫌疑犯能免受严刑逼供的折磨。这在战前的日本确是司空见惯的。司法当局称，对左尔格没有实行肉刑，因为他是外国人。如果进行人身侵犯，势必引起外交纠纷。左尔格的女友石井花子压根儿就不相信这种话，她认为这是外交辞令，是骗人的鬼话。对武凯利奇就是一例。他是法国通讯社驻东京特派员．而法国则已战败投降，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备受肉刑。武凯利奇一直沉默不语。检察官怒不可遏地问特高人员：“究竟他是什么人？是法国人还是咬掉了舌头的美国火鸡？！一定要逼他开口！”但是武凯利奇依旧行使着沉默权．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br>    被捕后，左尔格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诉其罪行。左尔格明白自己是不会活着出去的，在就义之前，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他要让后人知道，他们这一代人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眼前他作为小组领导要勇于承担责任，为战友们开脱“罪责”．还要保护石井花子。左尔格要求日本人不要触动与他有过交往的女子，因为她们与此案无关。<br>    日本人只是默默地听着。不作表态。<br>    最后，左尔格要求给他一架打字机，说是不习惯拿笔写字。为此，他同监狱当局打了一阵子官司。左尔格如愿以偿地得到一架德文打字机和一大叠纸张。他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共产党人有时不得不与魔鬼打交道，这就要看魔鬼牵着你的鼻子走，还是你牵着魔鬼的鼻子走。此刻左尔格要牵着魔鬼的鼻子走。于是他开始不慌不忙地写，回忆往事，从头写起。这既可以争取时间，又可以避开无休止的审问。<br>    左尔格按规定的格式开始写道： “我叫理查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巴库的萨芬奇，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石油公司任工程师。母亲是乌克兰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的家庭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家庭。祖父和他的兄弟都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br>    ……

前言<br>一 理查德·左尔格其人<br>二 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br>三 在上海的日子<br>四 维尔纳及其笔下的上海、左尔格和他的小组<br>五 陈翰笙和左尔格<br>六 东京使命<br>七 首战告捷<br>八 改变了战争的进程<br>九 斯大林和左尔格<br>十 左尔格一尾崎事件<br>十一 西园寺公一和他的尾崎观<br>十二 中共上海情报科和“中共谍报团案”<br>十三 拉姆扎的最后岁月<br>十四 事件的余波<br>初版后记<br>新版后记<br>主要文献和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