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帝王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所一代代恪守的统治之术，所反映出的特殊心态，决不仅仅是体现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上，在对内统治的许多方面，他们也有着一套不成文的统治法术，即所谓的“宋朝家法”。家法的内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涉及面十分广泛。宋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为维护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杜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擅权，尾大不掉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后来几乎都成了宋代其他帝王们所尊奉的家法。如，宋太祖听从宰相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方镇阙帅，命文臣权知，遂形成强干弱枝、重文轻武之法；在中央设参知政事以为副相，设枢密使分掌兵权，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分管财权，三者各不相知，而又都听命于皇帝，在地方上诸道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诸州置通判，以相监督，由此形成“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之法①；宋太祖于太庙立碑，“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之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陆游《避暑漫抄》引《秘史》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外言不入于阃”，“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以及使异论相搅，台谏可风闻奏事等等，皆为宋朝家法。这些家法的实质，无非是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它所反映的，则是宋朝的最高统治者自开国之初便产生的一种唯恐皇权旁落的猜防、戒备心理。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很怕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他。《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载宋太祖登基时，其母杜太后却“愀然不乐”，日：“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便反映了这种心理。所以杜太后遗诏太祖，令其传位于太宗，以免别人欺他弱儿寡母，于是有“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之法”，有强干弱枝、重文抑武之法等。这些家法实行的结果，确也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改变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的格局，进而，这些家法更逐渐成为宋朝的帝王们奉行不悖，世代相传的统治法宝，成为其制定国家大计方针，处断军国要事的依据和准则。
宋高宗即位之初，赵宋王朝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难题，是如何想方设法，动员各种力量，兴灭继绝，抵御金人的入侵，维护摇摇欲坠的宋王朝的统治。为此，宋高宗已顾不得再去讲究什么“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家法了(当然不会完全不讲)。他一方面采取羁縻政策，“募河东、河北忠义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战破敌者，授以节钺，余赏有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并在宋与金、齐的边境上设置镇抚使，分化和抵抗金兵的南侵；另一方面，镇压与安抚手段并用，令诸路将帅平定和收编大江南北的义军、溃兵等小股武装力量，鼓励其招兵买马，赋予其特权，高悬赏格，以抵抗金兵。这些军政谋略的采用，当然都是承平时期宋朝统治者很忌讳的，是违背其所谓家法的。然而，即使是在此时，对于宋朝内部出现的动摇其统治地位的言行，宋高宗也是难以容忍的。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被杀，便是例证。待到金人难以用武力摧毁赵宋政权，统驭南北，渐有和意，而南宋朝廷在江南立脚稍稳，境内的农民起义、溃军散兵的骚乱也逐渐被平定，面对在抗击金、齐和平定内乱中逐渐形成的诸将专权的倾向，宋高宗便不能不讲究其祖辈所奉守的猜忌和抑制的家法了，何况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发生的那场苗、刘兵变，给他的教训实在也太深了。当时，任统制官护卫高宗逃往杭州的苗傅、刘正彦，认为高宗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因此发动兵变，杀宦官康履、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逼宋高宗退位。后宰臣朱胜非、吕颐浩巧与周旋，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之变终被平定，高宗才得以复辟。这使他不能不加重唯恐皇权旁落的猜疑、顾忌之心，不能不抓住时机削诸将兵权，将军队直接控制到自己手上。清人王夫之说得好：“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真之功日奏矣，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也始甚。”(《宋论》卷十)
建炎至绍兴初，宋廷赖以抵抗金人的武装力量，除了陕西吴玢所率领的部队之外，主要是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和岳飞统帅的部队，即所谓“中兴四镇”。建炎元年，四镇的兵力很弱，总数不过五千人。在与金、齐作战，镇抚内乱的过程中，四镇势力逐渐壮大，到绍兴五年(1135年)，四镇总兵力已有近十八万人，占宋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镇之中，韩世忠、岳飞两部训练有素，军纪较严，战斗力较强，而张、刘二部则军纪不严，战斗力较弱。但四镇实力大增，兵权甚重，则已是事实。随着四镇实力的扩充，其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在四镇兵权被削之前，张、韩、刘、岳四将皆官至两镇节度使，他们可以自行选授官吏将佐，移罢州县长官，拥有大量的土地财货，尤其令宋廷不能自安的是，诸将之兵实已有变为私家之兵的倾向，从张家军、韩家军之类的称呼，也可见出此点。其他武将也多有出任例由文臣担任的经略使、提刑、州县地方官等职务者。而且，更令宋高宗忧虑的是，诸军倚恃其军事实力，时有轻视朝廷，不尊朝命的现象发生。如绍兴七年岳飞因与宰相论不合，擅自离军；绍兴十一年三月，金人南侵占领濠州，“上命飞以兵来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宋高宗不得不御札付飞，谓“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以，建炎末已有朝臣在上书中对武将权重表示顾虑，绍兴元年初，宋高宗令群臣上书言时务，“应诏者多言将帅侵预朝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三)，而翰林学士汪藻针对刘光世等人的骄横，更是予以激烈抨击。他认为：“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更无他说。诸将爵禄已极，家赀已盈，习成悍骄，无复斗志。一方有警，辄狐疑相伏，无一人奋然为国请行者；或敦促不得已而行，则邀例外之赏，肆无名之求。上不恤国，下不恤民，使朝廷为之黾勉曲从，不啻如奉骄子，是岂为国家平祸乱、立功名之人哉？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蚤图之，后悔无及耶。”进而，他又提出驭将三说：“一日示之以法，二日运之以权，三日别之以分”，并提出具体的削诸将兵权的办法：“当用汉建诸侯之法，众建之而少其力。精择偏裨十余人，人裁付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此万世之计也。”其后，胡宏也引用汉贾谊“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名句，论述诸将专权的危害性，认为长此以往，“远则四方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近则诸将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之威令不行矣”。甚而连李纲也以为当时“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其中之一便是“朝廷与诸路之兵，尽付诸将，外重内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九绍兴六年三月己巳)。至此，收诸将兵权，已是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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