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清史成为最有活力的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的编撰历经了二十年光阴，终于在世纪之交得以全部出版。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书凡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它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宣统三年，采用编年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此书旁征博引，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也对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了认真的吸收和总结。

    媒体采访<br>    《清史编年》：二十年磨一剑<br>    --访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br>    梁枢<br>    一部《清史编年》，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史研究工作的浩繁与艰辛。<br>    对于纂修《清史》这一巨大的时代性工程而言，《清史编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带有前期性、准备性的工作，要完成它，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br>    《清史编年》这个项目从启动的那一天起，便让近二十位清史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心协力，一年又一年地承担了它的沉重，也一卷又一卷地分享着它的光荣。等到最后的第十二卷终于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br>    二十年磨一剑。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十二卷本精装修订版《清史编年》，为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这套书编写指导工作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先生。<br>    记者：《清史编年》与《清史》是一种什么关系？<br>    李：《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事记。它对于编写《清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准备。<br>    编写《清史编年》的任务，最早是由我们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仅档案一项就有2000万件。要修《清史》，从何入手呢？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这是清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先后有近二十位同志参加编写工作。1980年开始启动，1985年第一卷出版，2000年12卷全部出齐。在做了较大的修改之后，2000年重印了一次，现在推出的是经过再次修订的精装本，共600多万字。<br>    记者：除了《清史编年》之外，我了解到清史研究所还编写了《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书，这些书也是为纂修《清史》所做的学术准备吗？<br>    李：是的。学术准备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清代历史的专题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成果积累，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编写《清史》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次是通史性著作；第三个是像《清史编年》这样的资料工具书的编写。它能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同时也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具有工具书的价值。<br>    学术准备其实也是人才的准备。我们要精心打造一支能够胜任纂修《清史》这一鸿篇巨制任务的研究队伍，而学术准备的过程，正好为培养和锻炼人才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机会。<br>    记者：如您所言，编写《清史编年》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原始资料，在对它们进行梳理、编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取舍，还要有主次之分，详略之别。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处理编写者的立场、观点与历史客观性原则的关系的？<br>    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所谓"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之中。但历史观点不一定非要通过长篇大论的阐述表现出来，更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诠释，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来体现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性。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不仅反映在他写些什么，怎样去写，同时还反映在他不写什么，遗弃什么。<br>    清史的涉及面很广，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要深入研究它们，解决它们，则需要放到别的地方，若放在大事记里就不合适。<br>    《清史编年》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则与旧的编年史有很大不同。主要就在于，它力求用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鉴别，然后以史实为依据，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证和说明，科学的揭示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br>    在史料问题上，《清史编年》主要依据的是官书。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官书史料完备，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借以辨别历史真相。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br>    <br>    相关报道<br>    《清史编年》出齐了<br>    祝晓风<br>    ●从《左传》到《资治通鉴》直至《清史编年》，中国传统编年体史书精神不绝●资料宏富、排比谨严，"一套专书、多项功能"1993年以前，《清史编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五卷，当时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海内外学者对《清史编年》何时能够出齐一直十分关注。可以说，《清史编年》是否能出齐、什么时候出齐，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据最新消息，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12卷本的《清史编年》终于出齐了。为清史研究再铺一块基石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清史成为最有活力的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的编撰历经了二十年光阴，终于在世纪之交得以全部出版。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书凡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它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宣统三年，采用编年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此书旁征博引，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也对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了认真的吸收和总结。编写《清史编年》，最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提出的。据李文海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写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这个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清史编年》的完成，可以说为大型《清史》工作又铺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学术积累是出版者的责任李文海教授说到《清史编年》的出版十分感慨。他说，二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二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整个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在当今学术界、出版界浮躁成风的情况下，学者们和出版社以这种精神来完成这样一个学术工作，是令人敬佩的。其实，注重图书的学术积累、文化积累价值，及时地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追求的目标。由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谈到《清史编年》的出版，社长王霁认为，这样一个出版过程，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也带动了学术成果的问世。许多学者是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研究大大加深、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所以，这样一个出版过程，也是一个培育学者的过程，一批中青年学者随着学术成果的问世而成长为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另一方面，王社长还特别希望专家们能多做一些学术的宣传、普及工作，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程虎啸教授用"一套专书、多项功能"来概括《清史编年》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他认为，《清史编年》在构成了大型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对专门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书。对一般研究者，该书则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研究资源和资料库。而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这套书，又可以大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他很赞同戴逸的观点，认为历史书不应只是专家之间交流的东西，而应该面向大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超越传统编年体的学术努力清史研究是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如何正确理解清代发展的历史趋势一直是学界多方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清代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丰富，也最为庞杂，怎样整理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史料，是摆在清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清史编年》较为充分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传统，并加以现代的学术视野，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运用。《清史编年》运用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编年体裁，从纷繁芜杂的史料中理出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清代的历史进程。同时，《清史编年》在诸多方面都为编年体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就使它成为极富现代气息的历史著作。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清史编年》因为有正确的历史观而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编年史书，具有了一种科学性。同时，该书记述"事必有本、本必可信"，内容详细丰富，对重要事件都有清楚的交代，对苏报案、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时间等都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历史判断。李文海则用"基础性，系统性，可靠性"这三个"性"来概括《清史编年》的价值。马大正（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功德无量"，是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朱诚如（故宫博物院院长）认为此书在至少400种以上的图书资料中选取史料，资料搜集完备，取舍标准严格，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戴逸教授对该书的最后完成出版十分高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全书虽成于众人之手、却像一人之作一样完整、统一，戴教授特别对这一点大加赞赏。他拿到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翻阅。书中对黄海之战的描述，虽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戴教授认为这反映了编写者对该问题素有研究，而且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描述简洁、准确，十分精彩，是这部编年体史书的一个亮点。所以，可以看出，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清史编年》对繁杂的清代史料进行了有力的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工作，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为编大型《清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大型《清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清史研究所去年推出的另一套大型编年体史书《清通鉴》相比，《清史编年》具有更强的资料性、工具性和基础性。学者们认为，《清史编年》的出版对我国的清史研究会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清史编年》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华读书报》

    第一卷 顺治朝<br>    第二卷 康熙朝（上）<br>    第三卷 康熙朝（下）<br>    第四卷 雍正朝<br>    第五卷 乾隆朝（上）<br>    第六卷 乾隆朝（下）<br>    第七卷 嘉庆朝<br>    第八卷 道光朝<br>    第九卷 咸丰朝<br>    第十卷 同治朝<br>    第十一卷 清绪朝（上）<br>    第十二卷 光绪朝（下）·宣统朝<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