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物价与工资问题。从一开头就应指出，这种包括两个侧面的、传统的史学甚至在过去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也还未能充分解释这一多样化的欧洲经济发展过程。对工资水平总的来说还没有充分精确的了解；有时工资以实物支付，有时又以货币支付，这样就难于估量其真正价值。而且，物价系列代表着供求之间的平衡点的系列，由于没有掌握所有的情况，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从推论中得知。根据现有的材料，将物价与工资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比有希望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样说并不过分，这种研究至多不过是对不断演进中的经济现实做初步的估量，而这种估量大家已经比较熟悉。在从1559年到1609年的这一时期里，物价和工资都是逐渐上升的。虽然在16世纪中叶以前的一个世纪左右，物价就是一直上涨的，但在16世纪50年代以后，上涨的速度快得多，也明显得多。这使当时面临长期经济困难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印象。
猛然认识到那些现实情况，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运用16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的反响来说明这种缓慢的通货膨胀。新大陆的贵金属（首先是黄金，1519年以后又加上白银）通过西班牙首次进入欧洲，而西班牙则首先遇到了这一难题。随着该世纪中叶以后白银涌入的新浪潮的到来，持续通货膨胀的影响就特别明显了。马丁·阿斯皮利奎塔·德·纳瓦罗于1556年发表了《论利息》。这位萨拉曼卡学派的学者，很可能是把通货膨胀原因直接归之于输往欧洲的贵金属的第一个人。问题的症结在于贵金属太多。在1566-1568年，即阿斯皮利奎塔的论文发表10年以后，法国爆发了西厄尔·德·马尔斯特罗瓦（Siewrde Malestroit）与让·博丹之间的那场著名论战。前者坚持的论点是，虽然按账面货币额来看物价上涨了，但按黄金和白银来计算物价实际上仍旧保持不变。博丹在他所写的《答辩》一文中，巧妙地推翻了对手的逻辑。他在该文的1568年的版本中说道：“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高涨的物价，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主要的而且几乎是惟一的原因（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提到），乃是金银太多，在这个王国里，今天的金银数量比400年前要多……物价高涨的第二个原因，部分地来自于垄断。第三个原因是物资短缺，而物资短缺的引起，既来自于贸易，同样也来自于掠夺。最后一个原因是国王和大贵族的奢侈，这种奢侈使得他们所喜爱的那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在英国，出现了《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福利的对话》，该文显然是在1549年秋天写成，但发表于1581年。内容是关于同类问题的对话。
[商人说]我感到，我们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这种情况要延续多久，我说不清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短缺，我从未见到过那样一种普遍的匮乏，不只是本国产的东西短缺，而且我们从海外买来的所有其他商品，诸如丝绸、酒、油脂、大料、茜草、铁、钢、蜜蜡、亚麻、亚麻布、麻纱布、绒料、床单、地毯；以及各种挂毯和缀锦、各种香料、各种杂货，如白色和棕色的纸，以及玻璃饮器、镜子和用于玻璃窗的玻璃；钉、针、刀子、短剑、有檐帽、无檐帽、凸花织品、纽扣和花边等等，全都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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