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志稿》卷四《志文》中，有丁仁在1912年所撰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共列诗19人。而如今定社员者只14人，尚有周承德、张惟柳（此两人已见于赞助社员中）、童晏（童大年之三兄）、孙锦（吴隐夫人）、底云（字奇峰）5人还不是社员。是丁仁弄错了吗?非也!问题在于四十六年后编《西泠印社志稿》时被后人一笔抹杀了。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叶铭《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有记载“石刻已故本社社员神位”共工8人，其中竟有11人时至今日仍不是社员。以前所谈都是白纸黑字的文献，现在竟然连刻在石头上的资料都不作准，不免令人哀叹人世的无常。兹将这儿位“已故本社社员”的名单列于下：吴潮、王同烈、戴书龄、底云、郑遗孙、柯怡、朱芙镜、杨序东、张坚、吴小楼、丁竹孙。
以上所述，丁仁与叶铭都是西泠创社人，他们承认为社员的人为什么今日又不是社员呢?更奇怪的是，在阮性山与韩登安合撰的《西泠印社》（《民国时期杭州》内一章）中，提到“西泠印社社长先后公推吴昌硕、哈麟、马衡诸人担任”，而哈麟竟也不是社员!
或许大家会问：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情况呢?为此，当年笔者曾多次与曾任西泠印社总干事的韩师登安谈起过，他总是支支吾吾不肯多谈。无论怎么讲，话里行间多少透露点隐曲来。自我人社后，在以前以印人传的研究为己任的目标上，又加上一条有关社史、社员的研究。长年思考与寻寻觅觅，终于被我悟出来了。印迷今年也72岁了，人生百年转瞬即过。因此，心里颇想一吐为快。关键之处，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西泠印社在早期属松散型，组织未若今日之严密。前两任社长既不在杭州，也不管事，创社四英都是印社的
主心骨。当时，吴昌硕与吴隐、叶铭、丁仁、王提五位似乎都有“招揽同志”（《西泠印社志稿》）的权限，但彼此间并无定期商与公布的习惯。顶多，在会见时告诉一声罢了。因此，就造成某公（如上文所述丁、叶之文章）已铁定认为是社员，而后来竟致落空。照理说，像《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所载，已属社方正式文件，何况还曾制为石刻，以期千秋永存。所以，关键之处还在下面要谈到的第二个原因。
对于早期社务，创社四英中以吴隐与叶铭最为热心。叶铭很早就着手编《西泠印社志》，所作今日尚存有两个文献：一是经秦彦冲修订的《西泠印社小志》，一是近年才发现的仅存陶承杏手抄孤本的《西泠印社志》。后来，秦彦冲在王褆的督促和孙智敏的协助下，终于正式完成了《西泠印社志稿》，于1958年在上海印行。这本书中，其卷二《志人》仅载“右列印人及收藏家共六十一人”与“右列十人均于印社有所赞助”。现如今，只承认前一份名单为社员。而后一份名单，即本文一开始就说到的赞助社员。在编《西泠印社志稿》之时，不但二吴与叶、丁早已下世，继任社长的马衡也不在了，一切就都听王褆的了。编写之时，已经开始“反右”，对于历史人物都抱审慎态度，唯恐出政治问题，也就不如宁缺毋滥了。
上文《西泠印社之谜》，曾在百年庆典之前于《美术报》连载，今略有修改。有关论点，在百年庆典之前即有许多人提出过（如沙孟海、陈振濂、方去疾、茅大为等）。在印社所出版的
《百年西泠》系列图书，及浙江古籍出版社为“西泠印社建社百年纪念”而出的《西泠印社志稿》（余正点注本）中，均有涉及。
第一章百年沧桑话西泠
一、西泠百年分六期
有“天下第一社”之称的杭州西泠印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人世沧桑巨变。创始于清朝，经中华民国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11月，又过了西泠印社的百年庆典。这不但是我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印人和广大篆刻、书画爱好者的共同节日。
回首百年，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根据笔者的研究，百年西泠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十年创建期、发展壮大期、战乱停滞期、恢复中兴期、十年动乱期、光辉灿烂期。兹编年叙述于下：
（一）十年创建期（1904—1913年）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甲辰）：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王褆、丁仁、叶铭、吴隐）先后会集于杭州，共议成立印社以推动印学。最早仅在数峰阁之旁构筑数间房屋，作为印社之活动场所。其时之遗迹，今已不可追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时值仲春，建成仰贤亭。吴隐摹刻浙派印学始祖、“西泠八家”之首丁敬像石刻置于亭中。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日本河井荃庐远来参加印
社活动，后撰《西泠印社记》。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造纪念石圆桌，周8尺半，边厚3寸。边上刻论印诗一首：“龙泓印学开南宗，一镫相续传无穷。
二篆八分校异同，和神如坐春风中。”丁仁铭，王褆篆，叶铭监造，吴隐刻石。又，叶铭《广印人传》书成。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湘阴李庸奉父命以小盘谷地产赠印社。又，掘仰贤亭旁得泉，遂名印泉，后由日本之早期社员长尾甲以隶书题名。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扩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斯文寞。又，建壬子题名刻石（共33人，隶书），丁仁梓行《咏西泠印社同仁诗》，鲁坚撰《西泠印社记》（第二篇）。
1913年（民国2年，癸丑）：举行西泠印社十周年纪念大会。会议参加者有数百人之多，并有金石书画展览。推举一代大师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发表《西泠印社成立启》，明确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订立《社约》（共11条）。至此，印社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又，胡宗成撰《西泠印社记》（第三篇），叶铭梓行《西泠印社同人录》，浚印泉。
（二）发展壮大期（1914—1936年）
1914年（民国3年，甲寅）：张景星与吴昌硕分别撰《西泠印社志》（为第四篇与第五篇）。又，吴隐集刻《印人画像》（共28人），置于仰贤亭壁间；重建四照阁。
1915年（民国4年，乙卯）：扩建题襟馆（隐间楼）、遁庵、剔蓟亭等，使印社规模日益壮观。又，得潜泉于遁庵后削壁之下。潜泉与遁庵均吴隐号，其地即由吴氏举赠印社。
1918年（民国7年，戊午）：凿印藏以“贮”弘一法师俗家时所用印93方。又，建社北临湖之石坊，勒岁青岩，得石奕枰（上有高云麟所题“奕隐遗枰”四字）。
1919年（民国8年，己未）：建还朴精庐与鉴亭。
1920年（民国9年，庚申）：建观乐楼。吴昌硕来印社每住此楼，故后来改为吴昌硕纪念室。
1921年（民国10年，辛酉）：建辛酉题名刻石（共31人，隶书）。又，得闲泉，导与文泉合；建缶龛以贮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所作吴昌硕铜像；造丁敬石像立山上。
1922年（民国11年，壬戌）：在社中建三老石室永存上年集资募赎回浙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又，凿小龙泓洞；移贞石亭；为吴昌硕庆八十寿，诸宗元撰《缶庐上寿记并诗》；铸朱文铜社印，方2寸2分，刻九叠文“西泠印社”四字。
1923年（民国12年，癸亥）：举办印社二十周年纪念会，并有书画大型展览。又，建鹤庐、人口半坡石坊与阿弥陀佛经幢。
1924年（民国13年，甲子）：建四照阁、凉堂及华严经塔。又，为邓石如造像立社中。印社并峙丁敬与邓石如塑像，表示以全国印学为念，非仅限于浙派。
1933年（民国22年，癸酉）：举行西泠印社30周年纪念活动，规模盛大。刻制白文玉社印，文日“西泠印社之玺”六字。印行《西泠印社三十周纪念刊》。祭故印人及社友。据所立石刻神位，计已故社友18人，已故赞助诸公36人。至此，西泠印社社址、建筑、组织、收藏、资望、影响等方面均已臻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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