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A·布雷特(Annable Brett)，剑桥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著有《自由、权利与自然：晚期经院哲学中的个人权利》等著作。
　　[加]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科学功勋教授，著有《语境中的洛克》、《陌生的多数》等。
　　[英]H·H·布利克利(Holly Hamilton-Bleakley)，剑桥大学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博士，发表有关欧洲中世纪晚期道德与政洽哲学方面的文章多篇。

    近30年来，斯金纳的经典研究性著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对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代政治生活的思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激发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际一流的政治思想学者，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斯金纳本人对斯金纳的这部著作进行了极富学术深度的探讨。这些文章既是国际一流学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深刻解读，也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思。借助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重思，作者们引导我们回到那个为近代政治思想提供根本框架的、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时代。

    虽然《基础》在这方面是脆弱的，但如果假定本书是1960年代及以后流行于历史学著作中的“现代化”论题的代表，那就误入歧途了。这个论题的倡导者们几乎都把现代早期视为“中世纪”或“传统”与现代间的尖锐的断裂。传统的政治科学对于出现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之间并是“现代性诞生”基础的国家概念投入了大量精力，好多本科教材仍然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相反，《基础》的成就之一，就是它打破了传统的、被典型地定义为“现代之诞生”的时间界限。这本书的大部分是关于中世纪的，第一卷的标题《文艺复兴》有点模糊了这个事实。它的最早的时间是1085年。更令人吃惊的是历史重心关键性地从正统——马基雅维里、博丹、霍布斯——转到了意料不到的人物——巴托鲁斯、马西略和但丁。
　　在《基础》中，有大量关于罗马法和古典修辞学对时代适应的论述，不过，对中古的探讨，以及第二卷围绕路德、加尔文和反宗教改革的建构，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神学问题。可以论证的是，《基础》在严肃对待政治神学方面，是忠诚于它的历史主义指令的。这与斯金纳不时带有“现代化”命题味道的、关于世俗化起源的方法论评论有所冲突。①这也与他所谓欧洲思想中异教的、西塞罗式的潮流无所不在的观点不相一致。②而且，这也与他敌视基督教的个人喜好不相一致。③纵然如此，向基督教政治神学及中世纪的转向仍然是本书的主要部分，这种转向有着重大的后果。本书的特色部分是进一步处理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结果，不过这时斯金纳肯定是反对该命题的，因为该书打破新教与现代性间的联系。转向天主教的中世纪，他注意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传统，也是一个德国人且与韦伯同时代，一个特别与奥托·基尔克，以及英国的约翰·尼维尔·菲吉斯相联系的传统。这是一个历史理解的传统，正如即将详细考察的那样，它与剑桥大学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早根源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