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探讨的是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生活，而书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关系的产物。我为写作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大大得益于我的阅读写作伙伴们组成的小型共同体无私奉献的时间与帮助。因此，我将再一次感谢琳达·卢瑟福德（Linda Rutherford）和齐格蒙德·鲍曼长期以来对我的深切指教。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和安妮·吉（Anne Gee）也继续使我确信，为Routledge出版社工作，是一份令人愉悦而富有收获的经历。以上诸位帮助我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希望与这部作品的只言片语扯上关系（我猜想，在我表示感谢的这些人士当中，至少有一位会强烈反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的议论）。

    齐美尔感到，自己已经知悉社会文化现实的真理。生命其实是受到囚禁的。因此，原本应当带来希望的原因会很容易演变成导致绝望的原因。这或许就是齐美尔讨论货币的社会文化效应的著作所要传递的核心讯息之一。根据齐美尔的解释，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的使用，是以现代都市为其家园的。对于此前存在的东西，货币的影响正犹如都市本身的影响，都具有革命性。按照齐美尔的说法，“货币关注的是普遍共有的东西：它要求的是交换价值，将一切性质、所有个别性都化约为这样一个问题：多少钱？”换言之，货币具有确立形式高于生命的效果。<br>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既是以劳动分工为标志的复杂都市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这类社会活动的表征。货币最初乃是源于便利城市中的生命与交换的需要，但它没能保持作为一种单纯的手段，反倒成了独立的目的。它没能扩大生命的情境，反倒大大收紧了界限。如此一来，货币就成了一种理性的形式，不仅限制着生命，而且变本加厉，试图规定生命，从而囚禁了生命（借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对一切东西的价格了如指掌，却对一切东西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冲突：“人与人之间所有亲密感性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个体性的基础上，而在理性的关系中，人只是作为数字被计算，作为本身无关紧要的元素。只有客观的、可测量的成就值得去关注。”<br>    不仅如此，齐美尔显然看不到有多少切实的理由，甚至毫无理由，能够指望超越那些本身受到约束也起到约束作用的界限。相反，在货币经济面前，齐美尔眼中辩证性的希望就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质疑。无论如何，货币构成了客观性之网，它涉入一切现代都市交换关系。如此一来，情感的或道德的纽带就几乎无处容身。作为系统的货币矗立于都市化的人类与个体之上，作为自在的现实而与众生男女对峙。

序<br>第一章  界限<br>第二章  特性/身份/认同<br>第三章  怀旧/恋乡<br>第四章  技术<br>第五章  责任<br>第六章  他人<br>第七章  结语<br>参考文献<br>中外人名索引<br>中外主题索引<br>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