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奖，叫“中国经济学奖”，于公元2005年3月24日颁发。
中国的经济学家非自改革开放始，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家也非自今日始，
但奖项却只能自今日始。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伊
利诺等经济学。海归”博士、以专门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类似于今日北大
_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已经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
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其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是当时
外国人了解中国经济的最佳窗口，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
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
，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原因再简单不过，“时势造英雄”。而当时的时
势，国家以救亡为主。经济以贫困为主，社会以动乱为主，经济学和经济学
家不可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也不可能奢望有一项奖在前方等待着勤苦探索的
经济学家们。
建国后，中国也曾有过优秀的经济学家。我这里略提两个人。一是马寅
初。如果当初他的建议能够被人听取并且他能活到今天。那么新中国建国后
“政策贡献”最大者非其莫属。今天的奖也应该毫无争议地归他。二是张培
刚教授，他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年轻经济学家。兴冲冲从美国哈佛大学回
来。意欲效力于国家，如果让他续写其哈佛《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
文新篇章。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一定被他取入囊中。可惜，张老师几十年
只能坐守汉江一隅，再难建树。
好在经济学家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斗得过市场。市场的规律、发
展的规律会让时势变化，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预想的那样：政
治家们如果要造福于民，则终究会走到经济学的殿堂中来，并且谦虚地遵从
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并以此造福民生。
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条路在中国是那样的艰难，付
出了惨重代价。1950年代一1970年代，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蒋硕杰等人在台
湾建言立功，成功地大力推动台湾进入了经济起飞，台湾渐成为“经济四小
龙”之首时，他们的同学和同事，曾师从哈耶克、米德和希克思（这三人后
来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像张培刚教授一样兴冲冲“海归”报国的伦
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望教授（南开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一度是中国最优秀的
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
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更不能想象“
经世济民”……
惟可欣喜的是，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曲折的年代。也绝没
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
想，就在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
名字：卓炯——中国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
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
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
…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
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最早提出市场经济
思想者之一以及最早反思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最卓越的学者，早在1956年
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并在1957年撰
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甚至撰写了《希腊城
邦制度》这样闪烁着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多学科光辉思想的文章；孙冶方—
—中国最早反思计划经济的人之一以及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他在1950年代
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反思“价值规律”
理论，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吴敬琏、刘国光、周叔莲、张卓元、陈吉元
等一批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与世长辞
了；身后只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
薛暮桥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他们中的惟一幸存者。今年，薛老已经101岁
高龄，许多年轻的记者和经济学学生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曾是新
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
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曾经坚定地倡导和
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在颁奖现场，我问薛老的女儿薛小和“令尊大人身体如何”，小和淡淡
一笑：“父亲安安静静什么也不知道，像个神仙一样。”那一刻。我心里涌
上许多感想，悲喜参半。我想到：感谢上帝，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他
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经济学在经济
的盛世成了显学，经济学家身逢盛世。而我最大的感受是，薛老的获奖，应
该看做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
也许在今后的后生小子看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就似乎没有什么，更谈不上
对国际学术的“前沿贡献”，但一定不要忘了：正是这些人，曾不畏艰辛地
播撒市场经济火种，那是何等的珍贵！
除薛暮桥外，其他三人马洪年纪更长一些，但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把他
和刘国光、吴敬琏看做是一代人。在我眼中，他们是第二代，是承上启下。
将商品经济思想的火种演变成市场经济的“熊熊大火”、烧掉计划经济并从
中生出市场经济火凤凰的一代人。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获奖实至名归，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并到达今天的地步，经济学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有许多人抱怨中
国经济学家不务正业，喜欢研究政策问题，却忘了“需求决定供给”、，今
日中国最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政策创新；还有人笑话经济学家们“嘴巴对
着领导”，却忘了经济学家从来都是说教者（施蒂格勒语），他们的研究最终
是为了影响政策，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亦有人不喜经济学家到处演讲，
却没有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正是借助于这种最古老的方式
，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先进做法传遍了全国，让理念成为生产力，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样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创新市场经济思想、启
蒙市场经济思想、建构市场经济大厦以及建设市场经济大厦。
从这样的“社会分工和角色”看，中国经济学家其实恰如其分地发挥了
他们的作用，并始终处在为时代建言的前沿，及时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和发展。
然而，这样的事业并非几个获奖者所能完全担当的。事实上。放眼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们就像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一样蔚为
壮观，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四代人的演变历程。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
方、薛暮桥等人，他们活跃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地反思了
计划经济，最早地思想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是对于计划经济
做出杰出“反思”的一代。第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等，除吴敬琏是
少见的“长青树”外，这一代人主要活跃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他们是
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从人的自然生命和传
承关系来看，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是第一代的学生辈。除三位获奖者外，对
于这一代中的杰出者，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于光远、厉以宁以及2004年逝世
的董辅初等。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经济学家的第三代是“构建和推进”的一
代。他们从1990年代中期一直活跃至今，并承担着今天中国经济学以及市场
创新的大梁。他们的主要贡献便是将第二代人的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身
体力行地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和政策构建，推进中国市场建设。这一代人人
数众多，其中杰出的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
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
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包括“海归”的林毅夫
、张维迎、易纲等人。除少数人外，第三代中的大多数是第二代的学生辈人
。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第四代开始活跃，他们将是市场经济“融入和
建设”的一代，他们是第三代的学生，或者自海外学成而归，如今分布于高
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正进入到中国市场经济大厦一砖一瓦的最后建
设过程中，他们的影响还有待形成，他们的使命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和完成中
国市场经济的后期“基础设施”建构——中国的宪政转型和伦理转型。
“中国经济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究竟该如何看
待这个奖以及获奖者呢?张维迎教授讲得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冲着获奖
去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这个民族的优秀经济学家，只要是深爱着这
个国家，就当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最为紧要的问题，并竭尽全力地去推进国
民福利。而获奖，其实是对所有经济学者们的一种激励，尤其是这次评奖侧
重于“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政策方面的贡献”就更是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转型仍未完成，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最“需要”的仍然不是最前沿的经济
学，而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启蒙以及官员们的起码的尊重。真正对中国经济
学家构成挑战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总是能够保证提供中国经济转
型以及转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有效的知识和政策信息，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完成。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