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弗里德里克与芬纳构架问题的方式产生的偏见
在我看来，对弗里德里克与芬纳之争的这一反思表明，公共行政领域——当把他们的交锋看作是学术和实践者社群在某一框架内部讨论责任感的问题时，限制了其有关行政理论的这一基本问题的话语，并使这一话语产生了偏见。我认为他们的对话中存在有四种主要的偏见。第一，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把人类本质的问题（这必然是所争论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同样具有普遍性）建构为人类是“善”的（如相信人类具有责任感等）还是“恶”的（如不相信人类会追求自身之外的目的，不相信他会对原则或公共利益负责）这样一个问题。芬纳的“德行本身需要有所限制”的观点和弗里德里克的政治控制和规则若是没有行政人员的“善良意志”做依靠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的说法，就是其中的两种典型认识，其二元对立有赖于“行政人”（原文如此）以及所谓的一般人的本性问题。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一看待问题的方式假定了人具有一个本质：就是说，人一般地或是“善”的，或是“恶”的，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它排除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假定，即人类本质不是一种特性或一个本质，而是一个动态的、自然发生的、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产生的状态。
这一静态的本体论和它对人类本质的定义改变了有关下面这一问题的话语，即必须通过控制来确保人类的本质特性对经验的事务的责任感。由于事实世界的问题只有当其中的各派愿意接受相互的证据（弗里德里克和芬纳似乎不愿意这样做）时才可得到解决，因而很明显，这一问题实际上不可能经验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在某一框架内的论证缺乏社群在事实的层面上通过充分的调查来寻求问题解决的语境时，当其他可选择的框架的立场还没有进入视野时，论证就只能是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人们开始厌烦，最终导致人力浪费，人们被迫去研究这些传统的争论，以作为他们社会化或接受教育的一部分。进而，这些论证还会淹没产生它们的框架的假设，并因此会掩盖其他可选择的、来自不同角度的研究。
争论中的第二个偏见源自双方展示的棘手的认识论观点。芬纳和弗里德里克对于事实理论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心理。芬纳尤为明显。他坚持认为，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有约束力的选择陈述，这种陈述是如此之明确和独立，以至于它能够作为技术实施过程的责任感的标准。芬纳的这一观点其实就是说“事实与价值是相分离的”。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政治性的政策应当在尽可能的范同内指导行政，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地执行政策的时候，对于政策和技术的分离应当有一定的限制。
弗里德里克也十分矛盾。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一方面，他把他的论证建立在这样一个直接的论断之上，即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两者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他义说“技术知识”是两种分离的和关键的标准中之一种，通过它，就可以评判行政的责任，另外.他还从其他方面提到“专业技术”，似乎想用它来指示纯粹技术知识的王国。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种不一致性？我的观点是，这两个人都想在两个方面取得一致，因为他们希望证明的立场是基于理论方面的（在这里，事实与价值或是分离的。或是不可分离的），而同时又承认对于“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的存在有着共识性的理解。我猜测，如果他们就这两个世界进行个人对话.他们最终定会呼吁用理性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他们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事实与价值原则上是相互区别的，而实际上是不可太过分离的。
基于这一点，弗里德里克与芬纳的分歧现在可以这样来看待：所强调的东西，实际上是政策在其巾作为价值陈述的问题，与事实作为管理技术是可以分离的。这一汇合表明，两者实际上共同具有一个基本的范式预设，一个强调事实与价值作为原则性的东西相区别的预设。他们力图排除（而我想要证明）的角度则否认了弗里德里克与芬纳的范式为产生意义所必需的基本二元对立。从我所主张的范式来看，事实与价值本质上是合并的。讨论价值而不讨论事实（或与之相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可以说明，从弗里德里克与芬纳的方向来说，这一可选择的角度是多么的重要；在他们看来，说理智的话语可以不靠这两种观念而获得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弗里德里克与芬纳的范式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事实与价值这两个东西，冈为，正如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的，这两者是互为对方的问题框架。更确切地说，关键的东西乃是理性的观念，因为理性表示着共同的观点与标准，其有效性完全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获得证明，即话语的参与者共同拥有对话语本身的一种信念或信仰。实际上，事实价值这一不可能的问题框架的作用不过就是产生对理性观念的需要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正是这一古典的观念或者说理性观念，作为这一话语隐秘的非凡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一观念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或偏见，就是引发（但也容纳）理论冲突，而同时又保护一个基本的范式一致性。这一伎俩（通过对理性的直接诉求）构成了弗里德里克与芬纳在争论中嵌入其行政责任话语的第二个主要的偏见。
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来自于第三个偏见的潜在一致性，即他们都假定价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独立于行为的语境来定义的。他们相互都相信有效的政策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对于政策该瞄准何方这一问题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这一假设预示了一种把社会秩序看作一个系统的观点，由于社会具有某一确定的、可辨别的形态，冈而对于这一形态的任何偏离也是可识别的，并可以通过建构性的行为来矫正偏离。弗里德里克与芬纳两人似乎都相信对社会的思考能为社会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实际的答案。（弗里德里克的有关观点当然是可证明的，因为他认为政策在实际被实施之前是不可能真正被建构的，但事实上，南于他的框架中包含有独立的专家观念，这使得他实际上与芬纳具有同样的基础。）这一假设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它支持把社会公正定义为能产生标准化结果的有效程式的观念——实际上，这一观念在目前普遍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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