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总局制度”,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改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管理总局独揽一切企业领导权的局面,分设国营工业中央管理局和经济总管理局,寻求经济管理上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好形式;推行工业企业托拉斯,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力图使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虽然在许多地方并不完善,但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问题。第一,农村阶级分化比较明显。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一大批贫农上升为中农,一部分中农变成了富裕农民和富农。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阶级分化现象,党和政府一时难以制定在新经济政策下重新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少人把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一概称之为“富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党内外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引起激烈的争论。针对农村中的阶级结构变化,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终于提出富裕的农民“是优秀的苏维埃农民”,“我们的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们苏维埃的优秀助手,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列为富农”。只有那些用某种手段剥削其他的农户,靠农民的贫困、愚昧和无组织而发财致富的人,靠剥削其他的农民而生活兴旺起来的人,才能“列为富农”。①应该说这种谨慎对待的政策,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工农联盟的巩固。但由于党内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左翼反对派,仍把富裕农民看做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危险信号。并用它来指责党中央的农村政策具有“富农倾向”,因此,1928年以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指责声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允许土地租佃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政策,在实践中严加限制直至最后被完全禁止。
第二,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租让制和租赁制,在苏联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组织大生产,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更有效地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租让制和租赁制一般规模不大,在经济恢复时期和改造时期起过的作用也是比较微小的。当苏联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过早地匆忙地取消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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