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要顺从人性
做官的要诀有很多,但顺从人性可说是最重要的。关于做官的方法,曾子曾有一段著名的话:“当你看到一群无法使用的人时,你就先把人分分类。选择那些喜欢追求名誉的人,让他们做为民众的管理者,充分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追求,他们会干得很好,建立起各种管理制度、秩序。而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时候,就不给他们名誉,没有掌握管理规律的人,不让他们自吹自擂,只有成功实现管理目的,然后才给予名誉,做的事符合管理规律,然后才可以自我宣传,
这时才可以让他们有所作为。”
可见,大凡人的本性,都是得到追求的事物则高兴,遭遇到厌恶的事物则烦恼。不论贵贱都是如此。亲近人一些,人不能泯灭了欲求:疏远人一些,人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追求,人都是这样的。
毫无疑问,领导的方法要顺从人的本性。如果希望别人了解自己的人,我去理解他;想要利益的人,我使他能获利;想发挥出勇气的人,我使他能发挥勇气;想获取地位的人,我给他地位。千万要记住,人们的差别是很小的、难以识别的。所以在我们管理人时,一定要仔细思考判断,不要在不知人时去行动。这样,即使面对突然出现的人,你也可以及时有准备地管理了。
从人的本性来看,如果逆反人性就会遭到反抗。如果上级苛刻地对待下级,下级就不会服从上级管理,下级不服从管理时,上级只好用惩罚的手段来强迫下级服从管理,这样管理就复杂化了,领导一个人无法处理时,只好找很多人出主意,出主意的人一多,管理不正常的事就不可避免,上级的地位就不可能不处于危难之中。因为这时,命令会经常更改,互利协作的管理秩序会失去作用,管理标准会变来变去,规章制度虽然建立,却常常被歪曲地执行。这样一来,虽然奖励很重,下属也不接受引导;惩罚虽然很重,下属也不害怕。因此说,没有一定的管理办法、秩序、制度,下属就不会信任他的管理行为可否有效;政府没有一定的管理规章、秩序,那么内部劳动力就会枯竭,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设立许多管理岗位,安排各种管理人员,并不是为了使这些人享受好待遇;使他们得到尊敬,而是为了使他们有条件去执行领导的命令。因此,管理岗位等级愈高,从业者的地位愈高而待遇也愈好;管理岗位等级愈低,地位就愈低而待遇也就愈差。地位和待遇,是管理队伍使之发挥作用的必须条件。而糊涂的领导,却使那些不负责任只知享受的人居以高位,享受高待遇,这样,人员就不可能发挥出他们的能力去完成任务了。
自古以来,官僚制度要求人们做难以做到的事,却没有法规来规范人们,这样,人们会产生逆反心理。管理者的岗位不适于他的专业能力发挥,难以得到应有的待遇,就会使他的逆反心理不断加强。人们十分辛苦,却得不到补偿和安慰;人们十分悲伤自己的处境,却得不到理解与怜悯;领导高兴了就对不良分子大加称赞,对有能力并作出贡献的人与无能力没贡献的人一样奖励;领导不高兴时就咒骂别人无能,使有能力的人和无能力的人受一样的侮辱,这就是做官误区。
如果对下属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以满分为目标,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试想,一个工作人员本来一天可以完成两份报告,如果领导从百分之百完美的要求出发,要求每个字都必须铁划银钩,像练习书法一样,每个标点符号都必须像印刷出来的:行文不仅要清楚明白,而且要显示出文学造诣,但又必须简洁,不能写得像小说、散文。如此一来,这个办事员恐怕一天连一份报告也无法完成。少写几份报告,或许事情还不算太大,若是大事上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岂不糟糕?
对每件事都要求满分,是大多数下属所办不到的。这么一来,要指责的事就多了。有的领导平素喜欢整洁,看到下属办公桌上的东西乱七八糟就皱眉头。有的领导喜欢朴素,下属在衣着上稍不入眼,就会被他指责。这就会造成下属的极端不满。而且,“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指责太多了,也就失去了作用。当你指手划脚,把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批评一遍之后,下属们不过是相视一笑而已。
施恩散财拢人心
一般来说,上司笼络下属的手段,不外乎官职、钱财两种,但有时上级对下属不必付出实质性的东西,而只要通过某种表示、某种态度,便能给下属最大的满足,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因而感恩戴德,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劳。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向欲拉拢的一方施以恩惠,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以为将要用到的人,更是如此。其实,收拢人心,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对方的心理。给地位卑贱者以尊重,给贫穷者以财物,给落难者以援力,给求职者以机会
等等,这才是收拢人心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为官者要对部下示以宠信的同时,还要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大度,尽可能原谅下属的过失,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笼络手段。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那些无关大局之事,不可同部下锱铢必较,当忍则忍,当让则让。对部下宽容大度,是制造向心效应的一种手段。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淠的丞相,他有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将此事抖落出来。有人却以此吓唬从史,那个从史就畏罪潜逃。袁盎知道消息后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将侍妾赐给了他,对他仍像过去那样倚重。
汉景帝时,袁盎入朝担任太常,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他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对此事却毫无察觉。恰好那个从史在包围袁盎的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就买来二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围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地。当晚,从史悄悄溜进了袁盎的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逃走吧,天一亮吴王就要将你斩首。”袁盎问起:“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校尉司马对他说:“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袁盎大惊,赶快逃离吴国。
战国时,楚庄王赏赐群臣饮酒,日暮时正当酒喝得酣畅之际,灯烛灭了。这时有一个人因垂涎于庄王美姬的美貌,加之饮酒过多,难于自控,便乘黑暗混乱之机,抓住了美姬的衣袖。
” 美姬一惊,-左手奋力挣脱,右手趁势抓住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缨,并告诉庄王说:“刚才,有人牵拉我的衣襟,我抓断了他头上的系缨,现在还拿着,赶快拿火来看看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他人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都扯断了帽子上的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一直饮到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个臣子常常冲锋在前,打了五个回合每次都尽力冲到最前边。最后打退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庄王感到十分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帽子上系缨的人。”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袁盎和楚庄王的宽宏大度、远见卓识,也可以洞悉他们驾驭部下的高超艺术。
无独有偶。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对垒于官渡,袁绍拥众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少食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拒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
神机内敛,深藏不露
作为领导者,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个透,轻易被别人掌握住内心。所以,社会上人们常常称那些颇懂人际关系和用人之道、计谋深远的人为城府深的人:而称那些内心的一切都明白地显露于外的人,为缺乏城府的人。
冯梦龙在《智囊》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堂溪公向韩昭侯说:“假设这里有一个价值千金的玉制酒杯,这酒杯是无底的,能不能把水放进去?”
“当然不行。”
“如果是不漏水的瓦器,能不能把酒倒进去?”
“当然可以。”
堂溪公正色说道:“瓦器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只要不漏,便可倒酒进去。值千金的玉制酒杯,贵则贵矣,如果无底,怎能注入酒水呢?位高如君主,若泄露了和臣子有关的话,就像无底的玉制酒杯,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是个圣明、有才智的人,也无法大展才华。因为君主把一切都泄漏了、搞砸了。”
“说得对!”昭侯说。
从此之后,昭侯每当决定了什么重要事情,总是独自就寝,以防说梦话把某些计谋泄露出去。
堂溪公的比喻,说明了韩非子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君主所执的“术”必须是秘密的,只能由自己独自了解和执掌,不能让臣下窥知。韩非子的这一思想出自老子学派。
老子学说崇尚“道”。老子说,“道”是一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东西,它形成于天地之前,寂静而空虚,独立自存永不改变。它是万物之根本、宇宙之本体。
韩非子把老子这一学说运用于他的政治学说中,发展成为一种“君王驾驭之术”。韩非子认为,既然“道”是万物的本源及发展的规律,那么,作为君主,就必须遵循道的准则,他指出:“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住这个本源,就可以知道成败的根源了。”
如此,既然“道”是独一无二的,君主自然应当独掌大权,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既然“道”是虚静寂寥的,所以君主也自然应当深藏不露,保守“术”的秘密,不能让别人轻易窥知。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韩非子强调君主应该深藏不露的必要性。如果君主不能保守秘密,把一些还在筹划之中未及实施的计谋泄露出去,便难免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对这一点,韩非子也曾举例来说明:
公孙衍曾仕于梁王,是战国时代有名的人物。秦王想让他来秦国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但公孙衍却推辞说:“我是梁国之臣,从未想过要离开梁国。”
大约一年后,公孙衍得罪了梁王,亡命秦国。秦王趁机礼遇他。秦将樗里疾生怕公孙衍夺去自己的官位,于是在秦王的秘室的墙壁上凿了几个小孔, 以便偷听有关的情报。果然,不久秦王就在秘室跟公孙衍交谈说:
“我想讨伐韩国,你觉得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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