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美学（上）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虽然就社会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年代、黑暗的年代；但是就审美与艺术来说，它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年代。相对于此前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发展的突破期，这个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觉醒上：一是美的觉醒；二是艺术的觉醒；三是自然的审美价值的觉醒。而这三者又都立足于人的觉醒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玄学的产生有很大关系。
第一节 玄学美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中。《老子》第一章论道，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年间，由于社会黑暗、动乱，不少知识分子出于避祸，遁入老庄，他们以讨论《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自娱，这三部著作当时号称“三玄”。于是，研究讨论这三部著作的学术也就称为“玄学”。玄学明显地是对汉代经学的反叛，给学术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是玄学并不抛弃儒学。事实上，参与玄学论辩的玄学家们的基本立场是整合道家与儒家。“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是玄学的基本矛盾。只是这种整合，有的以自然整合名教，而有的以名教整合自然。玄学并没有直接讨论美学的问题，但玄学中的论辩却与美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有无之争
有无是玄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为“贵无”派，代表人物为王弼（226—249）；一派为“崇有”派，代表人物为郭象（252—312）。
问题的由来是对《老子》第一章中关于“道”的基本性质“无”与“有”的理解。《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有个问题，道，归根结底是“无”还是“有”？老子在这个问题上谈得不是很清楚。正因为此，就出现了王弼的“以无为本”和郭象的“有物自造”两种相对的观点。
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王弼《论语释疑》）《老子》虽然说“无，名天地之始”，但并没有说道就是无。王弼将老子的理论向前推了一步，将“无’’视为“有”之本。具体来说，“无”与“有”之间具有这样三种关系：第一，宗主与统属的关系。王弼认为“无”是宗主，万物即“有”为“无”统属。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老子指略》）第二，“一”与“多”的关系。“无”是“一”，万物为“多”。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老子道德经注．四十二章》）第三，“兼”与“分”的关系。“无”是兼，所以“不温不凉，不宫不商”；“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无所具有的兼的性质，使得无可以“包通天地，靡使不经”（王弼《老子指略》）。王弼总的观点是：“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王弼《老子指略》）
明确地将“无”作为宇宙之本对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打破了主客两分的模式，强调物我不分，我即物，物即我。这种物我合一正是审美的巅峰体验。二是将空灵、虚、无限作为艺术意象的最高追求，这就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境界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崇有派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崇有派的代表人物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郭象《庄子注》）按他的看法，就是“物各自生”。这种“物各自生”，郭象称之为“独化”。“独化”论发展庄子的物各有其性的思想，强调“物皆自然”。应该说，这种理论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将“物皆自然”绝对化又有些不妥。毕竟物与物之问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物的变化既是自性使然，又是他物作用或转化的结果。
郭象的崇有派与王弼贵无派之不同，主要在于王弼将宇宙本体定性为无可把握的“无限”，而郭象则将宇宙本体归之于事物的本性。这两种观点都可从老子、庄子那里找到源头，只是老庄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象的“玄冥”说与王弼的“以无为本”说有相通之处。所谓“玄冥”来自《庄子·大宗师》：“于（wu）讴（ou）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郭象解释说：“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郭象《庄子注》）意思是说，“玄冥”是一种似无又非无的混沌状态，可以将它看作万物“独化”的境界。“玄冥”这种境界与王弼说的“无”相似。
崇有派在美学上的影响主要在强调事物的本色为美、本性为美。郭象说：“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庄子注》）如果说，贵无派的“以无为本”说是中国境界说的理论基础之一，崇有派的“独化”论，则是宋代黄体复“逸格”说的理论基础之一。“逸”作为艺术品评标准中的最高标准，其根本点在于“得之自然，莫可楷模”，而这正是郭象所强调的“各称其事”、“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
二、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热衷讨论的又一个问题。言意之辨出自《易传》，《易传》讲八卦的由来，说是圣人认为“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就此命题展开了讨论，基本上是“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三派。据欧阳建《言尽意论》介始，魏时人伦鉴识就引用“言不尽意”论。说是“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欧阳建认为意是可以尽意的。他说：“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尽意论》）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不是讨论语言的功能问题，与语义学关系不是太大，它主要是讨论宇宙本体的问题。根据《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观点，王弼等一批玄学家认为作为宇宙之本——“道”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他们的具体看法有别。曹魏时名士荀粲认为，不仅言不能尽意，象也不能尽意。他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能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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