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家文库:巴克莱哲学研究》中,作者不仅对我国巴克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虽简明扼要也相当全面的概括,这表明《哲学史家文库:巴克莱哲学研究》是批判地考察和总结国内有关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的。但它又绝不是旁人的已有成果和总结,而是以自己的研究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已有成果,使之上了一个新台阶。
更有意义的是,《哲学史家文库:巴克莱哲学研究》不仅考察总结了国内的已有成果,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的状况,列举了许多著名的巴克莱研究专家和权威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突出成就,并对他们的得失作出了自己的评论。
《哲学史家文库:巴克莱哲学研究》在巴克莱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研究方面之所以值得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巴克莱哲学的本质或主要倾向,提出了很新颖的见解,对这方面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哲学史家文库:巴克莱哲学研究》的成就也不仅在于对巴克莱哲学的主导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并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还在于它对巴克莱哲学的全部内容,从横的系统和纵的发展过程两方面作了较全面完整的、也较深入细致的、条理清晰的评介。
总之,这是一部既对初学者较全面地了解巴克莱哲学很有帮助,也对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专门家很有启发的可说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优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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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学东渐”,即使不算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带来一些主要属于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和其他文化知识那段史实,就从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至今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我不说西方文明中的其他成份,单说西方哲学传入我国,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决不应低估我国学人研究、介绍、传播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中,我国学者已译出了不少西方古典哲学名著和其他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及哲学史的著作,同时也出现了几位研究西方哲学卓有成就的专家,其中有的是有国际影响,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方面,从总体上来看,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成绩。至于西方哲学专业工作人员的数量以及西方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和社会上的普及程度,都是旧中国所无可比拟。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蓬勃的发展。这些成就都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只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是以当今世界先进水平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已取得的成就,那就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
的差距。
在进行比较时,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议,也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了提高信心,不致因自己的落后而灰心丧气,与自己的过去比以显示取得的进步,来鼓舞继续前进的斗志,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应以此来作为安于现状的借口,连“见贤思齐”的古训也忘掉。也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世界水平或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这也是可以争论的。有人说,越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有国际性或世界性。例如一件艺术品或一项文化成就,越表现出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就往往越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欣赏。一部电影也许正因为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获得国际上的电影大奖。这种意见在一定意义下当然是对的,我也决不否认。但能否就因此说,凡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东西,就也一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呢?我认为不能。男人拖长辫子,女人缠足,这在满清时代是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但是否因此就应被视为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呢?不但本民族落后的东西不能因其具有民族特征就被视为达到世界水平,即使本民族最先进的东西,也应与其他民族同类的最先进的东西比个高下,才能断定它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o(当然这是以双方有可比性为先决条件的。也有一些是虽
然可比,但只能比异同而难比高下的。这些都是另当别论的问题。)
我之所以发这番议论,用意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研究异国哲学,对其达到的水平,应该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在这里我想引我国两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一位是陈康先生,他在解放前是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解放前夕离开了大陆,后长期在美国任教和定居。陈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希腊哲学专家,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两者关系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和英、德、法文,在学术素养上是完全可以与西方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并驾齐驱的。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应贺麟先生创办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之请,译注了柏拉图的《巴门尼得斯篇》。这译著的注释部分比正文字数多几倍,本身就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此书1944年作为哲学编译会主编的丛书中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又在汪子嵩同志关注和协助下由该馆重印了。在该书的译著者“序”中,陈康先生写道:“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艺术,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另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着介绍。我是在《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上转载的《中国解读怯卢文的第一人》一文中,读到季羡林先生对青年学者林梅村初学佉卢文时的“一席教诲”。季先生说:“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不难看出,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他们也都是身体力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都能真正“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的主张也就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在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面前,我作为一名西方哲学工作者,不能不以自己离他们所提出的标准还很远而感到惭愧。但我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还是竭诚赞成他们的主张。我认为对这种主张应大力宣扬,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从事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共同目标。也
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才算真正做到了学术文化上的现代化。
此外,我还想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确实变成一个“地球村”了。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也终于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而大步走向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哲学或一般文化来讲,诚然民族的、区域的特点也总仍旧存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各民族、各地域的哲学或文化也都正在融合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财富。就这个角度说,西方哲学或文化,既是西方人的,也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的,正如中国或东方的哲学或文化,既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的,也是西方人的一样。因此,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也并非“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而是属于自己的分内之事,正如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或文化,也应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一样。这样来看时,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学术也就本应该与西方学者用同样的标准,有并驾齐驱的权利和义务,也正如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也应与中国学者用同一标准一样。这当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但应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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