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1
在神秘符示之中，天与人之间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关连性。人事与天文互为表里，自然与超自然之间没有罅缝，故此占卜变成了重要的手段，给与人们指导，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一国一族的命运。当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种原始的统一就要被打破，而必须作出。解消神话(de-mvthol。gization)的努力以破除迷信。然而当代基督教神学家如田立克就曾经指出，要彻底解消神话是不可能的。对于现代人最大的威胁乃是生存的无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切断，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漂泊的异乡人，存在主义者所描绘的精神上的焦虑乃变成了无可避免的结果。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够证明自然界之中有任何目的，然而对于天卜l的星辰与人间的道德律，仍然不能不产生衷心敬畏的感觉。l生命是神圣的，这是一个不能证明的神话，却是一个现代人不能不要的已经打破的神话(brokenmyth)。它不能与蒙昧的迷信混为一谈，天人之间终必要保持某种神秘的关连，否则就会陷于一种难以超拔的困境之内。
就社会而言，人究竟不是一一个孤立的原子，可以离群索居。事实上人不仅不能与自然分割，也不能与社会分割。像家庭一类的组织绝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加以拆散，而不令人蒙受巨大的影响甚至恶果。新儒家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价值，不赞成一切趋时骛新，动摇到整个社会的基础。
现代人必须每个人去找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的道路不能不突破传统的窠臼。然而现代的科技商业社会又形成了新的桎梏。在讲求客观量化、外在成就、享乐文化的潮流的席卷之下，人不只没有找到自由，反丽经验到意义的迷失。现代物质的生活普遍提高，许多青年人却似乎倒过来感到活得不耐烦，时闻自杀轻生之事，这又是现代的吊诡。故我们必须重新恢复传统对于生命的尊重的态度，每个人要在自己生命的内部找到价值的泉源。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要人不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在今日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人不能纯粹只是向外追逐，除了依照实际的情况充分发展出自己的潜能以外，人人必须有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信守，不可一味只是附炎趋势，唯利是图，对于事情要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岗位作不懈的努力，才能为社会的开展创造新机运。……
书摘2
民本不等于民主
一 九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儒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传统。如果把民主界定成为通过投票选举的程序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那么儒家显然并没有民主的传统，只能说是有民本的传统。民本思想最清楚也最典型的表达是在孟子。孟子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君是为民服务的，不可以倒过来说，民是为君服务的。然而在政府与家庭的组织上，孟子却肯定君父的权威性的地位，他攻击杨墨之无父无君，视同洪水猛兽。由此可见，民本思想与君主制度是可以相容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儒者尊君是尊君之位，并用正名思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去约束君父的行为，否则人民就可以有革命的权利。但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让新的领导人出来为人民服务，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儒家重视人民福利的精神与民主卫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的’但实行的毕竟不是民主制度。商朝末年，人民归附西周’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人民用脚投票，然而投票选举的制度未曾确立，就不能说是实行民主。
中国人有一种习惯，总喜欢用古已有之的态度来囊括现代的成就，其实这大可不必。有一点根芽和一棵植物之发荣滋长，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可混为一谈。譬如说’《礼运·大同篇》常常被引用来证明我国古代已有民主的理念。其实大同乃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即使如此，所谓“选贤与能”也不可以理解成为现代民主式的选举，而是上面选拔出人才来为人民服务。其实不只是儒家，墨家讲尚同，仍然肯定了阶层的秩序；道家讲无为而治，要王来作出良好的榜样，为下面的人效法；法家更不用说，讲法、讲权、讲势，竟然沦为专制统治者的工具。我国古代并没有什么民主的思想，这是毋容讳言的。
二 ○
儒家亦有超越的一面
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内圣外王”、“两行”一类的词语源出《庄子》，但却更能表达儒家思想的特色。儒家思想一样有超越、内在两行，但与佛、道二家所面对的问题刚好相反，佛、道思想每每被诟病为忽视内在的一面，儒家思想则每每被诟病为忽视超越的一面。有许多西方传教士就明言，儒家有很高的道德伦理(内在)，却缺乏宗教信仰(超越)，正需要基督教来填补这一空缺；也有许多中国人自认为我们的传统根本就不需要宗教信仰。这两种说法虽相反，却同样认为儒家思想缺少超越的方面。
如果宗教的意思是相信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祈向一个永恒的天国，那么中国人的思想的确绝大多数是现世性和非宗教性的。但无神未必一定非宗教，佛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学者对于宗教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广的了解，譬如田立克就把宗教信仰当作“终极关怀”看待。由这一个角度看，儒家虽然不是一个组织宗教，但它既可以为人提供安心立命之所，就不能不说它有深远的宗教意涵。当代新儒家每喜欢由这一个角度立论，乃定儒家思想为，内在超越’之形态以对比于基督教“纯粹超越”之形态。事实上也只有通过正视儒家思想的宗教意涵，才能够解释何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得不到巨大成功的理由，正如田立克所指出的，只有信仰才能对信仰形成抗拒的作用。中国传统一向以儒释道为三教。这个教字的意思当然不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教(Religion)，但儒家思想与佛家、道家思想一样也有宗教的意涵，则是不容置疑的。儒家的思想既有内在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
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
“宗教”一词不见于中国古籍，而西方式的宗教(re-ligion)是过去中国人感到完全陌生的东西，故此有人推论中国传统根本缺乏宗教。不错，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即凸显人文精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还进一步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很明显，孔子所彰显的是彻底的现世精神，缺少对于超世的祈向，这样看来，说孔子思想缺乏宗教层面似乎也可以言之成理，然而在另一方面，孔子又极重视祭祀，他对天的敬畏也是发乎至诚，决不是装出来的，那就不免陷于矛盾，试问我们要如何来解释这样的奇诡的现象呢?
但在检视了西方当代的宗教思想之后，问题立刻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光辉之下。现在我们明白，以传统基督教为模型的宗教观念，根本就不适用于来讨论世界宗教。譬如说，传统的基督教崇奉一神，决不会容许．无神的宗教”。但佛教证空，大乘佛教在俗谛的层面上虽然可以容纳多神，但在真谛的层面上，毕竟人法两空，不立上帝。然而我们怎么能够否认，佛教是一个有深刻哲学与巨大影响力的宗教呢!由此可见，传统西方的宗教观念必须加以修正才行。田立克把宗教信仰重新界定成为“终极关怀”，可谓恰恰适合时代的需要。而由现代西方神学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现世精神之注重未必一定违反宗教超越之祈向。由这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孔子虽然不信传统西方式的上帝，并不表示孔子一定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怀。
有的传教士把孔子的思想当作一套单纯的俗世伦理来处理，这就不足以穷尽孔于思想的全幅意涵与底蕴，也不能够解释何以传教在中国不成功的事实。照田立克的讲法，只有宗教信仰才能够抵制宗教信仰，如果中国文化真的在宗教层面只是一片空白，没有理由基督教不能乘虚而入，大行其道。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传统对于“超越”的祈向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西方人囿于成见，不理解传统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特质，所以碰壁。利用柯克斯的睿识去重新解释孔子，我们便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是彻底“俗世化”的，但却不是“俗世主义”的。只要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怀，就可以在《论语》之中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论断。
基督教与儒家的差别并不是宗教信仰与寡头人文主义之间的对比与冲突。当代新儒家清楚地看到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他们指出，传统儒家体证的道流行于世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的形态，基督教崇信的上帝创造世界，不在世界之内，是一种“外在的超越”的形态。无疑，这两个传统表现了十分不同的特性；基督教相信一个超越的人格神，失乐园之后的人有原罪，需通过对于耶稣基督的他力得到救赎，超世与俗世形成强烈的对比；儒家却相信无人格性的道，肯定性善，自己做修养工夫以变化气质，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两方面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然而进入现代，儒耶却共同面临科技文明的挑战。基督教对神、人、世界的理解都受到怀疑。借用诗人荷德林(Ho-lderlin)的说法，这是一个“上帝隐退”的时代，无神论肆虐：人被化约成为机器，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机械唯物找不到意义的场合。这样的趋势同样威胁到儒家传统。《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今只剩下了器；进化论兴，人与禽兽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有机自然变成了不可以证验的神话。儒耶两个大传统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超越”的失坠与意义的失落。基督教在强势科技商业文明的威胁之下如何继续持存，显然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宗教在现时必须对这样的科技商业文明做出成功的回应，在未来才有生存的余地。有趣的是，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却使它本身逐渐超越了机械唯物论与泛科学主义的迷思，一度被认为过时的东西并没有真的就此过时。由现代走往后现代，宗教有复苏之势。新时代的宗教绝不是无条件的复古，走向未来，它们要寻找新的方式来传达“超越”的信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不期而然看到儒耶两个传统的交流与会通。……
展开
近年来我颇致力于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方式去重新阐发宋儒所谓的。理一分殊”之旨。这个片语的含义是，终极的道理虽然只有一个，表现却千变万化，朱熹曾以“月印万川”的妙喻来说明这种情况：虽然是同一个月亮，但投影在平静的水面和汹涌的激流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然而今日的课题与往昔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李延平训朱子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今日的情况却是：“分不患其不殊，所难者理一耳。”大家的想法分崩离析，莫衷一是，何处去谋求共识呢？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村内，“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思想流行，并无意铲除文化间的差别。但如果没有共许的世界伦理，大家怎样能够和平相处呢？此所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于1997年成立了“普遍伦理计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我是最早参与这一。计划，代表全世界各不同文化与地区的十二位哲学家之一。大家都同意必须寻求一“极小式的”(minimalist)普遍伦理，但细节上的意见差异不少，后来有三十位哲学家参与，终究无法成功起草一篇“普遍伦理宣言”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签署。然而大家仍同意必须往这一个方向努力，先化整为零，由各个区域去寻找资源，通过草根层面去作出推动普遍伦理建构的努力。
我自己的看法是，通过归纳去取同略异是得不到结果的。但通过“理一分殊”，在现实层面上肯定文化的差异，在超越层面上向往“金律”(the Golden Rule)后面指示的。规约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却指点了一条可能解决问题的道路。我相信，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觅取到适当的平衡，生生而和谐，才可以开创更丰富的意义与价值，不至于失落了定盘针，陷入自毁与灾难的绝境。而这有赖于我们作出智慧的抉择。
刘述先于香港中文大学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