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孔子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算得上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从有了经学这门学问以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过去的学人不是说孔子作“六经”（从董仲舒直到廖平的今文经学家都是如此说），就是说孔子述“六经”（从刘歆到章炳麟的古文经学家都是如此说）。现代的学人却进而说：孔子并未煞有介事地作“六经”，也不仅仅是述“六经”，而是以述为作（这一主张是从冯友兰先生开始说起的）。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只说到孔子以述为作便完全了结了吗？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
学人皆知：中国经学的“经”，是专指儒家的经典；“经学”，是专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儒、墨、道、法四家都有自己的经典（除儒家外，墨家有《墨经》，道家有《老子道德经》、《黄帝四经》，法家有《法经》），也都有对自己经典的注释（如《墨经》有《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老子道德经》有《邻氏经传》、《傅氏经说》、《徐氏经说》，经，不特是先秦的一般历史文献，而且还是先秦古代文化遗产的代表著作一，并为各家所认同。《庄子·天下》篇记“古之人其备乎”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到“《春秋》以道名分”一段，表达了这个认同的意见。那么，儒家学派怎能把各家所认同的古代文化遗产代表著作变成儒家专有的经典呢？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又不能不要求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六经”这六部历史文献，在孔子和它们发生关系以前，毋宁说是六种历史文献。有的算得上一部完整的著作（如《易》便是如此，其卦爻辞可能有不同的辑本，但每种辑本都有一个严密的卦爻结构体系），有的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如《春秋》便是如此，它以鲁公编年，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有的还是某类文献的汇编（如《诗》、《书》便是如此：一个是古代诗歌篇什的集子，一个是古代政治文件的汇编），有的可能只有零散的文献资料，或至多也只能是体制不备的汇编前者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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