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包括“德系资源”在内的西学在中国的异文化语境中被容纳、吸收，或被批判、拒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重视并强调国别资源的重要性，从性别视角切入研究，将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书写置于中德文学关系的视野之下，考察她们和德语文学资源的关系，包括她们如何理解、接受德语文学和德国哲学，以及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回应这些德国元素。《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将袁昌英、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谢冰莹、胡兰畦、陈敬容、郑敏和沉樱等作家纳入研究视野，既从新的视角和层面重新阅读、研究和审视冰心和庐隐等热点作家，又对逐渐淡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视野的冯沅君和胡兰畦等作家做出钩沉和反思。此外，《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通过爬梳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相关翻译成就，力图为汉译德语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提供更充分的实证资料。

第1章 绪论
　　21世纪之初，著名学者钱林森和周宁在一场关于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对谈中曾提出讨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问题域，涵盖五个层面的基本问题：**，研究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及中国文学对外国作家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第二，双向考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以及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第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呈现中外文学界对相关思想命题的同步思考和不同观照；第四，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和接受着眼，勾勒出包括评论家在内的当代中国读者眼中的外国形象；第五，基于史料提炼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构建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
　　后来还有其他学者陆续整理并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应的范畴和涵盖的内容，但大致和上述两位学者所提没有太大差异。在这样一个庞杂浩瀚、包罗万象的研究领域中，第二类问题始终牵动着立足中国立场的学者们的目光。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并渴望了解中国文学在面对外来文学的冲击时，是如何应对、如何接纳、如何创新、如何超越的。不过，当我们现在暂且撇开五个大类里面的其他四类，将眼光锁定在这一问题域时，很快会发现一个现象：自19世纪末的100多年中，中国的男性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可谓*领风骚。有一套丛书可作佐证：文津出版社在2005—2007年陆续推出了“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主编、作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有意识地“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着力于探讨这些站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坐标上的大师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
　　这套丛书影响深远，所涉研究对象包括王国维（1877—1927）、吴宓（1894—1978）、傅雷（1908—1966）、钱钟书（1910—1998）、林语堂（1895—1976）、陈铨（1903—1969）、闻一多（1899—1946）、梁实秋（1903—1987）、冯至（1905—1993）、梁宗岱（1903—1983）、朱光潜（1897—1986）、宗白华（1897—1986）、刘若愚（1926—1986）、卞之琳（1910—2000）和穆旦（1918—1977）等在内的15位现代作家和学者，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这些杰出的男性知识分子留给后人难以企及的背影。他们大多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家学渊源深厚，幼承庭训，成年后考取官办留学，或在国内高校接受良好的学业训练，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终成一代大家。然而，我们不禁想问，在这个横跨中外、思想交融的舞台之上，女性的身影又在何方？她们湮没无闻，究竟是未被发现，还是从未出现呢？
　　为了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我们不妨在中外文学关系的总课题中分解出若干子课题，采用国别、地区或语种的区分办法，以便快捷地限定论述对象，并具体实践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德文学交流时，会发现这种情况和“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几乎如出一辙。回望过往100多年的中德文学关系史，那些对德语文学展现出热忱，并在翻译和创作中留下痕迹、做出贡献并载入史册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前有蔡元培（1868—1940）、马君武（1881—1940）、陈铨、鲁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78）、郁达夫（1896—1945）、冯至等，后有北岛（1949—），而获得一定关注度的女作家似乎只有残雪（1953—）一人。
　　中国女作家对德语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真的兴味索然吗？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未唤起过女性写作者的瞩目吗？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中华读书报》在2010年底推出过一篇名为《读书这么好的事情—四位女作家谈读书》的访谈。四位当代女作家—马莉（1959—）、周晓枫（1969—）、赵荔红（1963—）和叶丽隽（1972—）畅谈读书体验和心得。 她们分别回应了“早期阅读”“影响过自己的书与人”“*喜欢的女性作家”“荒岛之书” 等四个问题。笔者发现，这几位作家的谈话中出现了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1949—）、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2016）、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和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等多位德语作家和哲学家。粗略算下来，德语作家作品在访谈中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其他外国作家。
　　访谈中，马莉直言策兰“利刃般的伤情”常常让她感慨幸福生活的渺小，这位才华横溢、饱受命运摧残的德语犹太诗人的作品是她的枕边书；爱好“神秘主义哲学倾向”的赵荔红坦言诺瓦利斯和里尔克的气味会渗透在她的作品中；而叶丽隽则将卡夫卡视为**个震撼她内心的人，正是因为后者，她才得以“返身，安静地拥抱绝望，安静地书写”。这些充满诗意、感性生动的评价，彰显了几位德语文学大师的魅力。几位作家的陈述中还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她们受到的来自德语作家的影响并非写作技巧、创作主题或者文学观念等具体的方面，外来影响在她们这里已经内化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存方式；此外，德国向女作家们输出的文化资源不仅停留在诗学层面，还包括哲学和神学等层面，比如提出“诗意地栖居”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及德国浪漫派早期的理论建构者诺瓦利斯等。
　　这篇访谈报道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代中国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与德语国家的文学和哲学资源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作家的坦率，她们无惧“影响的焦虑”，不回避自身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还原了自身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与异域文学大师的精神相遇。对于写作者而言，阅读（尤其是外国文学阅读）是关键一环。她们的目光穿越书林，远眺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和她们产生交集的文学大师，追寻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呼应，无关性别、语言和种族，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自身有限的文学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
　　这篇访谈还揭示了另一条重要信息：德语文学在所有外国文学中的表现都很抢眼。这一点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诚然，从世界文学版图来看，德语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史中战绩彪炳，先后有十几人问鼎该文学奖项，但是德语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却频频遇冷。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德语文学作品往往在引进、翻译、出版和销售量上都难以匹敌英美文学、日本文学和法国文学。德语文学难以得到中国读者认可和青睐的原因多半是德语文学作品以思辨性见长，常常淡化情节，有时会对读者在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提出一定要求，导致作品可读性不强，晦涩难懂。然而，上述报道中几位女作家的陈述让我们看到了某种有趣的反差；或者说，这些作家的阅读体验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其意义不言自明：也许德语文学的艰深晦涩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德语文学的“难以理解”让部分追求阅读快感的读者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读者放弃了“娱乐至死”的阅读期待，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反复琢磨、品读和领悟后，收获了更高层次的阅读体验。
　　基于以上观察，我们或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发掘和证明一个“女性空间”。女性创作历来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中相对次要的领域，女性作家在千百年来的数度沉浮，以及在20世纪的两度崛起，往往被当作文化现象，而非文学现象。其潜在意味是：她们的历史重要性和创作复杂性与男性作家不可相提并论。这种相当流行的看法应该成为我们质疑的对象，而不该成为我们坦然接受的事实。
　　为了便于陈述和明确研究对象，让我们回到中德文学关系这一领域。如前文所述，当我们试图梳理中国作家接受德语文学并受其影响的问题，以及检视德语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脉络时，很容易发现个案研究解读中极少出现女性个案。我们在讨论一部德语文学作品或一位**德语作家在中国的接受时，基本没有考虑过以性别视角为分野，而是习惯以观察接受者整体观感为基础做出总体评价。然而，这种整合性的表述方式和观察角度是否有被解体和重构的可能？为什么我们很难看到女作家的存在？是她们无视或忽略了外国文学，还是她们的书写极少被发现？既然《中华读书报》的上述访谈足以佐证当代女作家对德语文学的关注，那么回答以上问题须得谨慎。诸如接受者的性别分野视角这样的精细分类能否有助于改变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的研究？后人能否建构或重释这种传播史和接受史，并在中德文学关系层面发现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研究可以实现其中的一二目标，那么这项工作将是有意义的。
　　我们想知道，论起德语文学和哲学等思想资源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讨论中国作家对德语文学的接纳时，现有成果指出了男性作家的努力和成就，但很少观照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精英，这样的判断确实客观吗？这究竟代表的是特殊的历史观念，还是一种可以被证实的历史事实？这样的衡量标准极容易让人忽视“女性”在接受文学时的存在感和创造性。女性在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学思想资源时的心智力量和才华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由此产生的作品及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也极有可能被掩盖。这样一来，*后得出的结论只能反映外来文学思想接受和传播研究中的某种历史眼光，而很难成为中德（外）文学关系史的定论。
　　这些思考为笔者开拓了新思路。*先，探讨和挖掘中国女作家和德语国家思想资源之间的交互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可能涉及中德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德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史和接受史等诸多领域。其次，德语文学是否好看？缘何好看？女作家们如何看？男女作家的评价和接受是否有差异？这些思考对于探讨德语文学的特质和女性书写的基本特征也将会有启迪。
　　在这些看似繁复的问题上加以探索、延伸和拓展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无论是中国女作家还是德语国家的思想资源，二者都浩如烟海，难以穷尽，在这二者之间建立关联实在难比登天。因此，必须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学科范畴上对二者进行界定和限定，使研究的开展成为可能，才能更好地彰显研究的重点、价值和意义。在反复权衡、综合考虑之下，笔者决定在中德文学对话的框架下探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书写。

目录
序
前言
第1章 绪论1
第2章 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7
2.1 刍议中德文学对话7
2.2 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女作家21
第3章 新文化史理论的启示28
3.1 中德文学关系史相关研究状况概述28
3.2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缺位”兼及问题意识34
3.3 新文化史理论的启发36
3.4 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三重模式42
3.5 研究立场45
3.6 写作框架46
第4章 《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中国现代女作家48
4.1 现代中国的“维特热”48
4.2 庐隐和《维特》的因缘51
4.3 冯沅君爱情书写中的“维特元素”56
4.4 悲情才女石评梅与《维特》的文学对话70
4.5 女兵作家谢冰莹和《维特》74
4.6 小结82
第5章 《茵梦湖》与中国现代女作家89
5.1 现代中国的“茵梦湖传奇”89
5.2 感伤派女作家庐隐结缘《茵梦湖》92
5.3 以《茵梦湖》为人生剧本的石评梅97
5.4 小结：游走在真实和虚幻的边缘103
第6章 德语诗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影响104
6.1 歌德和两位现代女诗人的文学因缘104
6.2 石评梅对海涅诗歌意象的借用115
6.3 奥地利诗杰里尔克和九叶派女诗人120
6.4 小结146
第7章 德国哲学和现代女作家的交集147
7.1 德国意志哲学在东方的兴起147
7.2 庐隐和叔本华的人生哲学148
7.3 冰心小说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回应154
7.4 弗洛伊德主义影响下的袁昌英164
7.5 小结174
第8章 中德文化交流视野中的现代女作家175
8.1 胡兰畦和中德文化交流175
8.2 德语文学译介的女性实绩183
8.3 近现代中国留德史中的女性身影187
第9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和德语文学关系再考察189
9.1 现代女作家对话德语文学的表征189
9.2 性别差异影响下的文学接受194
9.3 具备双重读者身份的中国现代女作家201
第10章 结语208
参考文献213
人名索引221
后记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