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散文》：
我要剥削你们，逼你们干活，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又不能忽略，无论地主还是长工，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农民，脸面上的事终究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很难跳出这样的一种人际认知的框架，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方面，我要强迫你们劳动；另一方面，我又要尽可能地避免面对面。这里头就有了日常的规则，生活的规则，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生活的逻辑，或者干脆，我们也可以叫它文化的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是标准的东方式的，中国的，那就是打人不打脸，说得高级一点，就是乡村的礼仪。中国的农民是讲究这个东西的。现在，好玩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周扒皮和公鸡产生了关系，公鸡又和长工产生了关系。这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不是我在逼迫你们，而是公鸡在逼迫你们。在这里，公鸡不再是公鸡了，它有了附加的意义，它变成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地主所表现出来的顾忌。
我们不去讨论《半夜鸡叫》这个作品的好坏，我只想说周扒皮的顾忌，这个顾忌是有价值的。我不知道《半夜鸡叫》在当时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它实在是太反动了，是蒙混过关的。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还要有所顾忌么？我只能说，作者在这个地方一不小心流露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叫“世态人情”。就因为这么一点可怜的世态人情，周扒皮这个老混蛋有特点了。我记得当年我们每年都要演《半夜鸡叫》，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抢着去演周扒皮。现在回过头来看，和南霸天与胡汉三这些反面人物比较起来，周扒皮更像一个坏人，进一步说，他有点像一个人了，他的“鸡叫”使他和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区别开来了，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不是人哪，是妖魔鬼怪，为什么是妖魔鬼怪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总之，周扒皮的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然而，说到底，又在可以想象的范畴里面。孩子们痛恨他，却喜爱这个艺术形象，他的身上存在着农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爱占便宜，却又胆小，怕过分，当然还有狡诈。
是鸡叫构成了《半夜鸡叫》的“戏剧性”，是鸡叫折射出了周扒皮人性里的复杂面。“文革”中是没有所谓的文学的，我只能说，就在那样的文化语境里，《半夜鸡叫》多多少少沾了文学的一点边，因为它在不经意间多少反映了一些世态人情，虽然它是极不自觉的。
对小说而言，世态人情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起码也是最基础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其实，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但是，每当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似乎总是容易忽略它。就目前而论，读者、批评家、媒体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大多是不满的，话题很多，小说的文化资源问题，小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家的思想能力问题，作家的信仰问题，作家的人文精神问题，作家的想象力问题，本土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家的乡村写作与城市挑战，作家与底层，图书与市场，作家的立场、情感的倾向，作家与体制的关系，作家的粗鄙化和犬儒主义趣味，还有小说家懂不懂外语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可以说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让一代作家辛苦一个世纪。可是，我始终觉得，世俗人情这个问题多少被冷落了，我这么说有依据么？有。我的依据就是现在的作品，是我的写作和我的阅读。
中国的小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小说的进展基本上体现在观念上。观念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大的观念，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小说就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泛尺度”的年代，人们普遍在抱怨，小说再也没有标准了，什么样的小说是好的呢，什么样的小说是不好的呢，我们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可这是好事。由一个强制的、统一的观念，强制的、统一的标准时代进入到现在的“泛尺度”时代，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观念的争论、观念的辨析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泛尺度”或“失度”，它的根子不在今天，而在二十年前。文学没有崩坏，我们只是享受了当年的成果。我们应当为此高兴。至于看小说的人少了，文学没有以前热了，那个原因不在小说的内部，我们可以另作他论。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在一些观念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还要争，还要辩。这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观念的辨析，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观念的辨析也误导了我们作家，以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就是观念。只要站在观念的最前沿，作家就拥有了小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就如同我拥有了原子弹，你的手榴弹就再也不是对手了。文学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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