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艾布拉姆森，医学博士，在一个小城镇做了20年家庭医生，在哈佛医学院任教25年，目前担任卫生政策课程讲师。

20年前，艾布拉姆森停下了家庭医生的工作，研究并撰写了这本书，讲述了商业如何操控并扭曲医生和患者所接触的医学知识。他曾在一起案件中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作证，该起案件的结果是辉瑞公司被指犯有重罪，并被罚款11.95亿美元。

译者简介：

韩明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期刊和科学交流的历史，关注疾病史和药物史的相关研究。译有《当死亡化作生命》(中信出版社，2020)。

本书讲述了美国医疗背后的故事。其千钧之力体现在作者对研究的细致阅读中，文中清晰且强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的医疗已经严重误入歧途，需要新的范式——一个没有被利益污染的范式。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患者和医生获得的科学信息是准确的，临床实践是在科学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医疗保健越多越好。Overdosed America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引证可靠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上述假设都是错误的。

　　《用药过度的美国》：
　　接着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克拉克太太告诉我，她感觉到左胸有肿块，一两天后去见了自己的妇科医生，医生为她安排了穿刺活检。肿块是恶性的。手术切除了肿瘤，没有破坏其余的乳房组织，但术后的活检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数个淋巴结。她接着进行了一次完整的乳房切除手术，包括手臂下淋巴结的移除。
　　在下一次就诊的15分钟里，她向我说明了她的治疗细节。她手术恢复得很好，马上要开始化疗了。她对当地一位癌症专家的治疗非常满意。在面对疾病的挑战时，这种积极的态度会很有帮助；但是我担心，这会使她难以认真地处理与癌症如影随形的悲伤和恐惧。
　　在这次就诊即将结束时，我问她是否愿意更深入地谈一下她的情况。她说愿意。那时候，我正在哈佛医学院教授一门关于医患关系对治愈的作用的课程。我询问克拉克太太是否能将我们的谈话录音公开，这样我的学生可以了解她的经历。我感觉为医学生教育做出贡献的这个机会，能使她更容易地面对自己情绪中阴郁的一面。
　　几天后，克拉克太太又来到了诊所，她表示相信自己的治疗会成功。她告诉我，疾病使她和自己的丈夫、孩子更加亲密了，而教堂是获得个人支持和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她唯一一次哭泣是在谈到化疗可能会使她脱发时，不过接着她说起跟丈夫一起想象自己戴上假发的不同样子，说到那时开的玩笑，她又笑了起来。
　　但是，有两件与治疗有关的事让克拉克太太很闹心。她讲述了自己与波士顿一家教学医院的肿瘤医生之间不愉快的经历。据她回忆，当她和丈夫坐着时，那位肿瘤医生站在他们身边，试图说服她参加一项侵入性化疗的试验。她说，那位肿瘤医生似乎不是对她这个人（而是对她的病）感兴趣；当她拒绝参加试验后，他似乎对她的病也失去了兴趣。她和丈夫离开时，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位肿瘤医生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招募其他“人”参加他的化疗研究。
　　让克拉克太太烦心的另一件事是，她服用了12年的激素，表面上是在保护她的健康，实际上有50%的可能性是导致她患乳腺癌的原因。在克拉克太太被诊断患有癌症之前一年左右，通过JAMA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的结果，我们就得知使用联合激素替代疗法（HRT）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每年会增加8%。克拉克太太不明白，她在12年前刚进入更年期时仅有很轻微的潮热症状，为什么她所信赖的妇科医生会开出HRT的处方。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妇科医生如此自信地认为她应该一直服用激素。克拉克太太问，为什么JAMA发表的文章没有影响到医生用HRT治疗更年期女性的观点？
　　当地的肿瘤医生实施的化疗对克拉克太太产生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她的头发确实掉光了。她安然渡过了这一阶段的治疗，当她不用再戴假发时，她十分骄傲地向我展示新长出来的头发。后来当我和她的肿瘤医生交流时，我问医生，克拉克太太拒绝参加那次临床试验，是否因此有机会获得更有效的治疗。肿瘤医生回答说，根据我们目前获得的最佳证据，这种激烈的疗法不太可能比克拉克太太选择的温和疗法更有效。可能她之前太过于信任自己的妇科医生，但这次她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克拉克太太已经根据她所掌握的信息做到最好了。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对自己精心照料，寻求最佳疗法，遵从她信任的妇科医生的建议。然而，她对医疗体系深感失望——这个医疗体系促使自己接受激素替代疗法，而这种疗法表面上是在保护她的健康，实则极可能是导致她罹患癌症的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