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
——余华
茨威格的文字异常敏感和细腻。
——毕飞宇
奥地利所有的乡村邮电所都相差无几：看看其中的一所就可知全部。这些邮电所都建造于弗朗茨·约瑟夫时期，使用同一资源，里面的设备同样寥寥无几或者简单划一，在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到憋屈，国库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就连坐落在冰川之中的最偏僻的蒂罗尔山区的邮电所，也都顽固地保持着那股老朽的奥地利行政机构的味道，一闻便知，这就是那冷丝丝的烟草味道和布满灰尘的卷宗霉味。所有邮电所的布局如出一辙：一道安装着玻璃板的木墙把房间按照严格规定的比例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对外开放场所，一个是办公区。在对外开放场所没有任何可以就座的地方以及任何其他舒适的设施，可见国家根本不关心它的国民是否会在这里逗留时间较长。公共区域唯一的家具一般就是颤颤巍巍靠墙放着的歪七扭八的斜面写字台，上面铺着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已经被无法数清的斑斑墨迹弄得黑乎乎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个嵌在桌子里的墨水瓶里看到的只是一团风干的墨糊糊，根本无法蘸着写字。就算桌上那个笔槽里凑巧有一支自来水笔，那它的笔尖肯定已经折断，根本写不了字。节俭的国库对于美观如同对于舒适一样的不上心：自从共和国把弗朗茨·约瑟夫的画像从墙上摘下来之后，拿来作为房间艺术装饰的充其量就是些海报，那些色彩特别扎眼的海报被贴在脏兮兮的石灰墙上，有的还在邀请人们去参观早已关张的展览，有些宣传购买彩票，在有些被人遗忘的邮电所里甚至还张贴着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的海报。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慷慨大方，充其量就显现在这些廉价的墙上装饰或许还有那个根本无人注意的“禁止吸烟”的告示上面。
相反，办公区域那边则让人格外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以最紧凑的方式象征性地展示了它不容忽视的权力和地域宽广。在那个被保护的角落放置着一个铁质钱柜，从窗户上安装的铁栏杆可以推测它那里时不时还真的收藏着数额可观的钱财。在工作台上闪闪发光的是一架莫尔斯发报机，上面的黄铜擦得锃亮，这可是个豪华玩意儿。旁边那部放在黑色镍制架上的电话机就显得朴素一些。这两个物件就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深受尊敬，因为它们只要接上铜丝就把这个偏远小村和辽阔无垠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其他邮政往来的家什就只好挤在一起了，包裹秤和装信的袋子，书籍，文件夹，本子，档案柜和那些圆形的发出叮当声响的邮资钱箱，秤和秤砣，黑色、蓝色、红色和紫色的铅笔，曲别针和夹子，绳子，火漆，海绵和吸墨器，胶水，刀子，剪刀和折纸器，所有这些邮政工作丰富多彩的小手工物件都玄乎地乱七八糟地堆在书桌那巴掌大的空间里。在许多抽屉和盒子里堆着各式各样的纸张和表格，满满当当的，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就这么近似挥霍地铺放着，但事实上这是假象，因为暗地里政府无情地清点着它那些廉价的办公用品中的每件东西，从用秃了的铅笔到撕碎的票券，从破成一缕一缕的吸墨纸到洗成小块的肥皂以及白铁洗手盆，从给办公空间照明的电灯泡到关门的铁质钥匙，国库都要求它的职员为每个用过的或者消耗掉的物件说明使用情况。铁炉旁边贴着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这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加盖了公章并带有无法辨认的签字。这份清单以算数的无情把相关邮政局哪怕最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企业物品的存在都标注出来。只要是这个清单上没有的物品就不能出现在办公空间，反过来，任何登记在册的东西必须都各就各位而且触手可及。国家机关就要求秩序和合法。
严格意义上讲，这份打字机打出的物品清单上也该登记上一个人，此人每天早上八点要拉起玻璃板，使用起那些原本毫无生命力的办公用品，打开邮政袋，给信件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具收据，给包裹过秤，用蓝色、红色和紫色的笔在纸上写出奇怪的秘密符号（密码），拿起电话的听筒，开动莫尔斯发报机的卷轴。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这个被公众大多称之为邮政助理或者邮政主管的人并没有被登记在清单上。他被登记在另一本公务册上，而这本册子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抽屉里，同样是一份名单，能够审核和监控。
在这个被国家鹰徽神圣化的办公大厅里从来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关于劳作和消亡的永恒法则，碰到国库的界限砸得粉碎，邮局周围的那些树木枝繁叶茂，然后又变成枯枝败叶，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终正寝，房屋坍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起来，国家机关就是用这种永恒的一成不变有意识地宣示着它的超凡权力。它范围内的任何一件物品如果用旧或消失，变样或衰败，领导部门就会定制并送来完全一样型号的另一件物品，以此给这变化多端的平凡世界一个国家优越性的典型例子。内容会消逝，但形式永远不变。墙上挂着一份挂历。每天都被撕下一页，一周七天，一个月三十天。等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挂历变得很薄，也已到头，于是人们要求一份新的，同样的版式，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印刷：又是新的一年，但还是同样的挂历。桌上有个带着一行行列表的账本，左边的那页要是写满了，数字就填在右边那页上，就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等到最后一张纸写满了，账本就记完了，那就再开始用另一个账本，同样的式样同样的版式，与以前的毫无区别。哪样东西要是不见了，第二天又会在那里出现，同等的样式，就像那个机构， 每个同样的木板台面上都一成不变地放着同样的东西，永远是同样形式的纸张和铅笔、别针和表格，再怎么换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国库空间里没有东西消失，没有东西补充进来，没有凋零和盛开，这里是同样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延续不变的死亡。在那丰富多彩的物品系列中唯一不同的是物品老化和更新的节奏，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以用一个星期，然后它就用完了，被一支新的同样的铅笔所替代。一本邮政账册可以用一个月，一个灯泡用三个月，一个挂历用一年。一把草编椅子的寿命是三年，然后会更换一把新的，而坐在这把椅子上消耗了整个一生的那个人的工龄是三十或者三十五年，然后一个新人就会坐上这把椅子。归根到底毫无区别。
在离克莱姆斯不远，坐火车大约两小时可到维也纳的地方，有个无足轻重的村子叫小赖夫林，一九二六年时，那里邮局的那个叫“公务员”的可替换的物件属于一位女性，因为这个邮局级别较低，所以官方称她为邮政女助理。通过玻璃板只能略微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的侧影，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是挺可爱，嘴唇稍嫌单薄，面颊略显苍白，眼睛阴影下面有点发灰；在她晚上必须要打开那盏刺眼的电灯时，稍稍仔细一看，可以看到她的额头和太阳穴已经布上了一些细细的凹痕和皱纹。不管怎样，和窗台上的锦葵以及她今天放在白铁洗手盆里的宽大接骨木丛相比，这个姑娘绝对是小赖夫林邮局的物件中最鲜亮的，看上去至少还能工作二十五年。这只手指苍白的年轻女孩的手，肯定还得把同样的老旧玻璃板推上拉下好几千次。她还得把几十万也许上百万封信用同样简洁的动作扔到盖章台上，再几十万次或者上百万次地以同样短促的噼啪声用已经变黑的黄铜图章在邮票上盖戳。也许这个受到训练的关节甚至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机械地发挥作用，越来越无意识地、越来越从清醒的身体释放出来。几十万封信会不断地变成其他的信，但总还是信，邮票也会变成其他的邮票，但总还是邮票。日复一日，每天都是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在一年年的成长和凋落中，工作总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一成不变。
这个长着一头灰黄色头发的邮局女助理也许在这个静悄悄的夏天的上午时光，自己也正思考着这样的未来情景，也许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独自做着白日梦。反正她的双手从桌子上无所事事地滑落到大腿上，在那里她双手合拢，看上去纤细、疲倦和苍白。这是六月的一个中午，蓝天下烈日炎炎，而在小赖夫林的邮局里无事可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那个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富尔纳已把信件分好，晚上之前不会有包裹和工厂的产品试验品送过来了，而乡下人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写信。农民们戴着一米宽的草帽在外面远处的葡萄园里平整土地，孩子们没课，光着脚在溪水里嬉闹，正午骄阳似火热气蒸腾，门口那条起伏不平的石子路上空无一人。现在正合适待在家里做场好梦。在放下来的百叶窗阴影中，那些纸张和表格都在它们的抽屉和架子上睡觉，机器的金属懒洋洋无精打采地透过金色的朦胧闪着光。寂静就像一层厚厚的金色灰尘覆盖在各种物件上面，只有在关闭的窗户之间，一些蚊子发出小提琴般微细的声音，一只褐色的大黄蜂发出大提琴般的鸣声共同演奏一曲小人国的夏季音乐，唯一在这个带有凉意的房间里不断活动的就是那个窗户之间的木框壁钟，每秒钟它都用非常微小的咯咯声吞噬掉一滴时间，但是这个轻薄的单调的声响与其说让人清醒不如说让人昏昏欲睡。邮政女助理就这样以一种清醒的惬意的瘫痪姿势坐在她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昏睡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从准备好的针和剪刀看出她其实是想做点针线活的，但是她手里的刺绣活揉搓成一团掉落在地上，她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气把它捡起来。她软软地靠坐在椅子里，几乎停止了呼吸，闭上眼睛任由那奇妙罕见的懒散的感觉带着自己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