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读书记/问学》四个专辑围绕阅读展开，第一辑围绕所读各书展开讨论；第二辑围绕译书，涉及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第三辑围绕所读的海外汉学家，以人为中心；第四辑是个人海外行迹及心情的记录，其中《海外集》计收各体诗歌73首。

《汉字西译》与法兰西汉学200年
1814年，以清代纪元来说，是清仁宗嘉庆十九年，好像是平平淡淡、无关紧要的一年。
但是，在法兰西汉学研究史上，它却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12月，在法国东方学家希尔维斯特·德·沙西（Silvestrede Sacy,1758-1838）的大力鼓吹与支持下，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了汉学讲座，其完整名称为“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这标志着职业化的欧洲汉学研究的登场，由此揭开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辉煌的法兰西汉学史的序幕。在制度的层面上，此举确认了汉学学科在欧洲大陆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1814年之值得铭记，还因为同样在这一年的7月，在沙西的关注和支持下，汇集耶稣会人士汉学著作大全、多达17卷、早在1776年就开始出版发行的《中国杂纂》终于出完了最后一卷。用中国的成语来讲，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如果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设立，是从制度层面上确认汉学学科的存在；那么，这部皇皇17卷的巨著，则从基本文献角度，为汉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偶然的。1814年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与此前数百年、数十年、数年的积累都有密切的关系。数百年、数十年太久，一言难尽，暂时不去说它。这里只说1814年的前一年，亦即1813年。这一年的法国学术界也发生了很多事，只说与汉学史直接相关的两件。一件是25岁的雷暮萨（Abel Remusat,1788-1832）在这一年通过了他的以中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次年，这位年方26岁的新博士，就顺利地坐上了新设立的汉学讲座席位。另一件是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国巴黎皇家印务局出版了一部厚达1112页的汉、拉丁、法大词典——《汉字西译》（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etLatin，1813，Paris）。正如杨慧玲指出的，“《汉字西译》是汉学史和汉外双语词典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著作”，这部书的出版，“也是欧洲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杨慧玲《〈汉字西译〉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
《汉字西译》的蓝本，应该是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或者说是《康熙字典》，因为《康熙字典》就是以《字汇》为蓝本的。《康熙字典》比较常见，现在姑且先以《康熙字典》来做对照。《康熙字典》将汉字部首分为214部，并按笔画多少排列，从一画直到十七画。《汉字西译》不仅部首数量与《康熙字典》完全相同，而且所有部首的排列顺序，乃至于部首名称的读音、每一部首下所收汉字出现的顺序，都与《康熙字典》一致。当然，《康熙字典》全书收录47043字，而《汉字西译》全书收录13316字，只能说是《康熙字典》的缩略版。这13000多字以外，基本上是生僻字，一般的中国读书人也认不全，暂时不收不译，自无大碍。释义方面，《汉字西译》也比较简单。比如“丼”字，按照《康熙字典》，此字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就是“水井”的“井”。我记得流沙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井中的那一点，就是人们对着井水看时照见的自己的脸，但《康熙字典》似乎认为此点代表汲水器，周边四画代表井栏。第二个义项是姓，读dǎn，这个姓氏真的很罕见。第三个义项就是个象声词，是“投物井中”的声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字漂洋过海到了日本，不仅改变了读音，也改变了意义。据说，在日语汉字中，这个字读作donburi,指用有盖的瓷碗来盛装米饭的料理，在碗中盛入三分之二的饭，再铺上些菜。假设菜是牛肉，便称“牛丼”，“丼”又省读为don。为什么用这个字呢？是因为姓“丼”的某户人家发明了这种料理呢，还是用它来指代牛肉下到汤里的声音呢？事实上，这种料理类似于盖浇饭，是没有汤的，也就不可能有牛肉下到汤里的声音。
扯得太远了，收回来再说《汉字西译》，在此书中，“丼”只有“井”这一个义项，也省却了书证，简洁明了，便于外国人学习。收录13000多字，每个字的解释若不尽量简洁一些，翻译成法文、拉丁文的话，篇幅还要成倍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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