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研究》：
（一）批评的支离破碎我们要批评唐宋诗，必先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第一，唐诗有什么特色？第二，宋诗有什么特色？第三，这两个时代诗的特色有什么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经过了这几种最低限度的比较研究以后，我们才有把握握住几个正确的观念，来批评唐宋诗的歧点与价值。那些明清的批评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到这些大处着眼的地方。他们只知道拿黄山谷来比较杜甫，拿欧阳修来比较韩愈；他们只注意作品的呆板的分析，说宋人某一首诗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诗却比唐人工；某一首诗得着李杜的神韵，某一个诗眼却用得不得唐人诗法；某句诗改得点铁成金，某一句又是点金成铁。诸如此类的话，都是枝节的说明，破碎的解释，完全从小处着眼，没有说到唐宋诗的全体上去，一点也不曾搔着唐宋诗的痒处，怎样说得上批评唐宋诗呢？
（二）批评的笼统武断明清人的文学批评，最爱用几个极笼统而简单的抽象字眼，强横地加到所批评的对象上面去，也不管这几个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评的全体。例如杨慎的“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居然用一个情字便概括了繁复万端的唐诗的全部，又轻轻地用一个理字把四百年的宋诗又包括掉了，真是惊人的武断议论。叶燮例举许多作家与作品来痛驳杨慎的瞎说，自是不错；但叶氏也只消极地纠正了杨慎的错误，并没有对于唐宋诗提出第二种批评来代替杨氏之说。又如什么“宋诗信不及唐”“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的话，都是仅仅一句笼统话语，并无理由发挥，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说宋诗“腐”的，固然没有说出腐的所以然；说宋诗“神奇”的，也没有说出神奇的何所在。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地专门下断语，使对方的人都莫名其言之妙，便只有惹起无谓的纠纷争论，而不会有结果了。
咳！这样一味地为派别所囿，为意气所激的主观论调，又是这样支离、破碎、笼统、武断，没有从根本上将唐宋诗加以比较的研究，揭出几个要点来批评，只是作散漫无主的野战；那恐怕延长一万年去争论，也还是一团不能作结论的纠纷，而无法判断唐诗宋诗的优劣呢。
其实我们如果明了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文学变迁的必然趋势，便要晃然这种拿两个异代的文学，来作强横的优劣比较，实在是多余的事，那犹之乎批评李杜的优劣是多余的事。我们尽有方法从多方面去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我们很容易看出唐宋诗的分野线。只要我们拿大多数的作品去归纳比较，唐宋诗的鸿沟，便立显在我们的面前。诚然我们不敢说唐优宋劣的话，但是在唐诗里面许多伟大的独具的特色，在宋诗里面却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第一，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了。
边塞派的诗实在是唐诗独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读了能够使我们的胸襟顿时壮阔起来。如骆宾王的《从军行》：“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高适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王昌龄的《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种悲壮的作风，是唐代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的。到了宋代，国势衰了、弱了，诗坛也和它的时代一样的没有英雄气，自然要失却唐代激昂悲壮的作风。到了南宋，把一个国家都迁到扬子江之南来，连望边塞也望不见，更谈不上写出塞曲了。间有一两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渔家傲》，辛弃疾的《破阵子》——那都是词而不是诗——也只是写些穷愁之感，比不上唐人雄伟的壮歌了。
第二，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了。
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辈的诗人，往往爱用一种俚俗的字句，叙事诗的体裁，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描写，来表现当代社会民间小百姓们的痛苦，特别是战祸的种种痛苦。如《石壕吏》《新丰折臂翁》《新婚别》……一类的作品，题材与描写都是很新颖的，时代的情调是很浓厚的，并且在事实上这种社会派的诗往往便是悲剧诗，所以格外能够深刻地感动人。这也是当代的环境使之然。到了宋代，变成了太平升歌的天下，诗人的作品自然变成了太平文学，而这种悲剧的叙事诗的作风便完全失却了（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里面，将有更详细的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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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宋代已经不是诗的时代了；但是，却不能说没有宋诗。无论批评的好坏，我们都应该坦白地承认，宋诗自有它成立的原因，宋诗自有它的特色。
——胡云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