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进，辽宁沈阳人。1999年毕业，做过电脑公司技术人员、地下赌场会计。2000年移居北京后，任职文字编辑、图书撰稿人、广告文案与策划。2011年1月1日辞职，开始世界范围内旅行。2016年底回国，写作小说《白尼罗河青尼罗河》。

旅馆内庭呈长方形。每日太阳东升西落，先是将餐厅屋檐投下的横线般的影子边缘牢牢按上餐厅墙壁，再花半天工夫将其慢慢拉出至内庭地面中段，又逐渐推去草坪所在的一端。餐厅屋檐的影子在将至草坪边缘处被头顶楼体的影子盖住遁去，而楼体影子接力前行，如黑压压的蚁群般一寸寸没过草坪、矮树、游泳池水面。几小时后太阳落山，那些日光先后形成的影子最终全部乌有，失之于笼罩一切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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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大雨突然来袭。当第一批雨点落在地上时，我有了个主意，开始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句子。我想写一本小说已经想了很久，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动笔。从这第一个句子开始，它不再是些像堆在仓库里的零件一样的念头和感受。它正在形成自己的形状。
生活也是有形状的。两年前我从约旦回北京，见到弟弟。“我不认为我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我对他说，“但我觉得我开始明白了。”他全神贯注地看我，像秋天的雨打落一片树叶，他注视树叶，回想它还长在树上时的情形。他冲我点点头。
在键盘上敲下第一句话时——确切地说是在那一分钟前，当时我从客厅走进自己的房间，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有几片灌木叶子从窗外进来，推动它们的是风。我弯腰从光滑的水泥地面上捡起一条毛毯。我透过窗子看天气，注意到这阴天就要下雨。就在那时——毫不作伪的，我产生了某种强烈感觉。我对一些事，对生活及其形状又多懂了一点。一分钟后，成片的雨便带着响声洒落在草地上。
我把毛毯铺在单人铁床上，靠墙坐上去，将笔记本电脑搁在腿上。我开始写我自以为了解和懂得的事。我也写一些不懂的。我写任何在我脑子里叮当乱响的事。我持续不断地写，写了两个多小时，写下大约三千字。有几次思路中断了，还有几次，几条思路像线头一样绕起来。不过我到底还是把它们理清楚了。
中间萝切来我房间，告诉我她们要去医院上班了。她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做什么。她过来看我的电脑屏幕。她看不懂那些汉字，但她看懂了Roeltie(萝切)、Emebet(艾玛拜特)和Fleur(弗洛尔)三个名字的字母。
“他在写我们！”萝切大叫。
艾玛拜特和弗洛尔闻声而来。“这本书不关于你们——”我解释，“我现在也不确定它到底关于什么——但里面有你们。”
“我倒非常好奇。”萝切说。
“我也是。”弗洛尔说。
“其实——”艾玛拜特说，“我也是，但我们得走了。”说完她与弗洛尔出了房间。
萝切没走。“准备好写你的小说了？”她问我。
“我只准备好写个开头。”我说，“我还没有想法——我是说，我有很多想法，但还没有一个关于这本书的完整想法。我需要找条思路，把这些想法装进去，再将那些东西一个一个串起来，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在一本书里，”萝切说，“不如就写一个想法。”
“是啊，但真去做的时候，很难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你会明白的。”
“所以我决定先开始。从哪儿开始不重要，开始的方式才重要。让它定义这件事，之后你就跟着它，看它发生。我现在觉得有了个对的开始。”
“从哪儿开始不重要？”
“不重要。我就从眼前开始，从这间屋子开始，从树叶、风、毛毯和雨开始，这座房子、你们、这个镇子，还有你们的医院。看看将来它要去哪儿。”
“不错。但别忘了：一次只想一页的事。” “就像爬山，一次只想一步的事。”
“千真万确。”萝切站起来，“那我走了。”
萝切去了客厅，留下我房间的门敞开着。她与艾玛拜特、弗洛尔三人在客厅走来走去地拿东西。雨还在下。光线似乎只剩下灰白一种颜色。三人的五官发饰及身上的白大褂、听诊器在这样的光线下就像一张铅笔画上的内容。风从后门吹到前门。那张画被添上几笔斜线，又随之一抖，消失在客厅朝南的那面墙壁后。她们出了这座房子。
我的视线回到自己房间。这房间不大，眼前只有绿色墙围子、一个小洗手池和一摞废纸。窗子正对后院，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后院里挂着两根晾衣绳。绳子上的衣服下雨前收了，留下一块擦厨房桌子的布，在风雨中毫无韵律地斜着飞起。
写完之后我也去了客厅。有一只猫在房顶奔跑。它踩动了银白的金属板，发出鼓动的噪声，好像铁床受压发出的声音。我因此错听成左边一问卧室里临时住两天的一对男女做爱的声音。我走到前门，屋檐外落雨纷纷。我向前院望去。草地上反射出有些暗的水的反光。左边的半扇铁门以30度角被拉开。艾玛拜特一定是最后一个出门的。我想。她总是不记得关上那扇大铁门。P3-5

第一部分 白尼罗河
第二部分 青尼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