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稿》：
该怎样来认识初唐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并对之作出科学的评价呢？这就需要我们将其置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考查，看其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知道，在先秦两汉，人们对于文学特性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泛文学观念。这种泛文学观念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对文学缺乏明晰的界定，一切形诸文字的东西都被囊括到文学的范围中来，不但文、史、哲缺少必要的区分，就是文与诗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显；二是对于文学的功用、价值普遍持政教中心论，即认为文学的功用、价值就在于进行政治、道德教化，实用性的文体固然如此，以“言志说”“美刺说”为核心的诗歌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文学理论探讨的重心，自然落在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教功用上。而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既然被置诸理论家的视野之外，当然也就说不上去研究真正属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特性。即使有个别人的创作多少表现出一些对文学性的追求（譬如先秦屈原、汉代杨雄的辞赋），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离经叛道而遭到批评。
到了魏晋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先是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这被认为是文学走向独立的宣言。不过认真说来，曹丕此说尚未摆脱泛文学观念的影响，值得注意的倒是他首先表示“诗赋欲丽”，虽然只是就文体风格而言，却包含了对文学形式特征的认识。其后陆机《文赋》更进一步，明确宣称“诗缘情而绮靡”，于形式的华美之外又规定了诗的情感性内涵。“缘情说”的提出是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但有别于先前的“言志说”，而且与儒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也有根本的差异，即一为群体之情，一为个体之情。这样一来，魏晋文学观念才真正具有了近代意味，进入了“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此导向了对文学形式技巧的探讨。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以至于沈约等人有关声律的著述，都给予了形式技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这种倾向在创作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永明体”的出现即是一个例子。同时，以钟嵘《诗品》、萧统《文选》为代表，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臻明显，文学的自觉意识日臻强烈。
然而，随着六朝的相继灭亡，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六朝在政治上的失败迫使理论家们不得不考虑六朝灭亡与其文学的关联，而一旦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人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看法，即对于六朝的灭亡，文学观念的转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称之为浮艳文风也罢，亡国之音也罢，简单片面固然在所难免，但六朝文学政教功能的弱化确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文学观念，重申文学的政教功能，隋朝革除华文的举措即是这种转向的突出表现。
平心而论，李谔、王通等人的主张不是毫无道理，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这样的反复是极其自然的。他们观点的偏激不在批评绮靡文风，不在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而在于将复与变、因与革对立起来，只知复而不知变，只讲因而不讲革。他们批评六朝绮靡文风，却连带否定了文学必要的形式技巧；他们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却完全排斥文学的审美特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所说之文，仍是与史、与哲学混而不分的文，魏晋以来萌生的文学的独立意识，至此已荡然无存了。
考察初唐史家的文学思想，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对于六朝文学及其理论有着相当的了解，而且多持认同态度。这是一个很可值得注意的现象。确实，作为史家，他们必得广泛涉猎此前的大量史料，确保没有重要的遗漏，因此相关的作家作品评论自然会进入他们的视野。特别是在论及一定时期文学现象的时候，更是必须对其发生发展及其递嬗演变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作出客观的评价。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必须接受六朝文论家的观点。应该说，初唐史家所以肯定文采，所以认可文学的抒情特性，并非仅是简单沿袭六朝人的观点，而毋宁说是经过自觉思考、比较、选择的结果。
所以，尽管也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尽管提出了汇合南北文学和文质并重的主张，但若就文学观念而言，初唐史家更多的还是接受了魏晋以来的新文学观，从而顺应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他们既肯定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教，同时也承认文学可以满足个体的自适；既要求文学具备功利性、实用性，同时也不排斥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这虽然不能称之为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却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强调文质并重，合南北文学之长的背景之下，初唐近体诗学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为什么以王勃为代表的“四杰”既如此激烈地抨击上官仪等人的诗风，而他们自己却并不拒绝近体诗的表现形式？以及为什么初唐文学思想在不少问题上都表现出一种向六朝回归的倾向？
显然，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六朝文学或绮靡文风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应该看到，与六朝时相比，初唐人的文学意识更为自觉，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更为深入。这使得他们能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能够进一步实现诗文的分野并由此更好地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所以，在上述那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正孕育着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思想来说，这种发展变化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对于整个唐代文学思想，它又可以比之为一个短暂的前奏，一个后来文学思想据以出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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