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代词人李后主，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魂断汴京。
开宝八年（975），建立39年，共历3主的南唐覆亡了，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后主李煜，也成了宋军统帅曹彬的阶下囚，被押往汴京，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涯。
开宝八年冬天，在宋军的押送下，后主一行乘船从金陵顺流而下，至扬州入古运河，折而北行，到楚州（今江苏淮安）驶人淮水，再经洪泽湖西北行，最后驶入汴水。经过长途跋涉，后主一行于开宝九年（976）正月抵达汴口。汴口乃是引黄入汴处之河口，汴京东南的门户，通往江南漕运的商埠，舳舻相接，异常繁荣。“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主抵达汴京之时正是春节，家家团圆，户户合欢，真个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别的人家都在过年，而自己一家却成了囚徒，后主心中五味杂陈，无限凄楚。
旌旗猎猎蔽日月，凯歌声声振旅还。正月初三，曹彬率领的威武之师回到汴京，从南薰门经御街北行，来到朱雀门大街，再经州桥到达宣德门，沿途大街小巷到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红灯高挂，万人空巷，争睹曹彬、潘美等人的丰采。后主则嗒然若丧，呆如木偶，任人指指戳戳。既到京师，曹彬见过太祖赵匡胤，呈上早已拟好的《平江南露布》，露布中对后主揶揄嘲讽，对赵匡胤则颂扬备至：
曹彬等于（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齐驱战士，直取孤城，奸臣无漏于网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顿息，万家之生聚寻安。其在城官吏、僧道、军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荡定，皆遂舒苏，望天朝而无不涕涟，乐皇化而惟皆鼓舞。
这一段文字是不实之词。赵匡胤进行的是一场统一战争，本无是非之分，因此不存在奸臣、忠臣问题，所谓“奸臣无漏于网中”一句，纯粹是无中生有；只因李后主被擒，南唐的大臣也都成了“奸臣”。说南唐“久在偏方，困于虐政”，也全是宣传用语，不可凭信。南唐僻在一隅，国小势弱，这是事实；但后主当政时，并未横征暴敛，百姓生活粗安，所谓“困于虐政”云云，自是无从说起。接着，笔锋一转，又对赵匡胤唱起了颂歌：
臣等俱乏将才，谬司戎律，遥禀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劳。其江南国主李煜并伪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禽，合将献捷。
赵匡胤的目光停留在“遥禀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劳”这两句话上，恰到好处的吹捧，使他格外高兴。更使他高兴的是，此次平定江南，共得19州、3个军、108个县，655065户，偌大一片疆土，悉数收入宋朝版图。鉴于后主曾奉宋朝正朔，赵匡胤决定不宣露布，也不行献俘之礼，以存后主体面，只命他白衣纱帽在明德楼（后改名宣德门，是皇宫南门）下待命。后主战战兢兢跪于丹墀之下，在他身后一字儿排开，跪着江南的文武大臣。赵匡胤气度雍容，端坐在明德楼上，让内侍宣读早已拟好的诏书。诏书中说：“江南伪主李煜，承继父兄基业，偏据一方，窃号称为国主，并未向朕禀报，朕宽大为怀，未予深究。李煜虽然表示内附，但从未入朝效臣子之节，而是聚兵筑垒，图谋不轨。朕屡颁诏书，希望他人京朝见。修玉帛之好，罢干戈之役，但他全然不顾，潜藏阴谋，朕不得不兴师问罪。等到兵临城下，无处遁逃时，才表示皈依，入迷途而不知返，今日之厄完全是咎由自取。”然后又标榜自己慈悲为怀，不念旧怨，封赠后主：
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恶杀。在昔骡车出蜀，青盖辞吴，彼皆闰位之降君，不预中朝之正朔，及颂爵命，方为公侯。尔实为外臣，戾我恩德，比禅与皓，又非其伦。特升拱极之班，赐以列侯之号，式优待遇，尽舍尤违。可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右千牛卫上将军，仍封违命侯。
这与其说是封赠，毋宁说是戏弄。后主知道赵匡胤口头上说要宽恕他，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单看这一串头衔，尽是些毫无用处的荣誉衔，没有一个实际职务，尤其是违命侯这一称谓，令后主难堪。侯爵前面加上“违命”二字，便有了强烈的讽刺意味。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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