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或说一个思想是真的，并不使它成为真的；这不过是怀有或表达了这个思想。根据弗雷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个思想的真对这个思想依然是外在的。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使它为真的东西乃是外在世界，即所指领域中的某种东西；但是它的真却不是它的一种特征，因为它是在这个第三领域之中，就像使火星成为距太阳的第四颗行星的并不是火星本身内在的东西，而是水星、金星和地球的存在和运行轨道，而且没有其它任何行星拥有比火星与太阳更近的运行轨道。弗雷格的看法并不产生我们在罗素或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下所陷入的困境。
但是，命题（弗雷格的思想）确实是实在的构成物吗？它们栖息于实在的一个特殊的非物质区域，独立于我们是否把握或拥有它们，要判断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吗？认为它们是这样的东西诱使我们把它们、还有我们的词和短语的涵义看作构成了我们的言语表述与我们所谈论的外部世界的构成物的中间站：我们针对这些涵义，而它们又把我们带到物理世界中与它们相联系的所指物。但是这幅图画是谬误的。它忽略了指称某物（我们使用一个表达式来指称这个东西，而这个表达式的涵义决定这种指称）和表达一种涵义或思想的区别。假定了从言语表述到外部实在的构成物这样一幅两阶段行程的图画，这种区别可能会是什么呢？在思想或言语中，不指称一个命题，我们怎么能把它与第三领域的其它命题分辨开来呢？我们不是通过指称一个女人才把她与其他女人分辨开来的吗？这幅图画把涵义处理为一个中途站，乃是错误的。我们使用或理解词，这种使用或理解最后要决定语词所指的任何特征都是它们涵义的构成成分。涵义不是这个路途上的一个站：它是这个路途。
这并不是要否认，我们能够表达思想和它们的构成涵义，也能够指称它们，因而它们是所指的可能对象这种意义上的对象。然而，它们是什么乃是能够被把握和表达的，而且以此能够被交流的。，这样就需要解释一下，在任何给定语言中，句子如何表达思想：我们如何把握我们听到或读到的一个句子表达的是什么思想，我们如何知道怎样构造一个句子来表达一个我们想传达的思想。很明显，这依赖于有一些系统的原则，它们支配复合涵义的表达，并且最终支配以句子表达完整的思想；我们遵循这样的原则，尽管我们还远没有拥有对它们完全清晰的表述。弗雷格是关于这样的原则构造一个有道理的理论——意义理论，即一种关于人类语言如何起作用的理论——的第一人。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我们就有所需要的对涵义的全部解释。弗雷格相信他需要设定第三领域来捍卫思想的客观性和它们对于不同个体的可理解性；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这些东西是由一个事实充分保证的，这个事实是：一种语言的使用乃是一种由许多说这种语言的人学会从事的共同实践。
在弗雷格的晚年，实在在他看来分为三个领域。第一个是我们都居住的外部物理世界；第二个包含着我们各自都拥有并且只能与他人不完善交流的感觉活动和精神表象的内在世界；第三个是思想及其构成涵义的第三领域，我们借助语言都能把握和相互交流它们。（要是在早期阶段，弗雷格大概会加上由基数、实数和复数这样的客观抽象对象居住的算术世界。）弗雷格对思想的客观性印象深刻，他相信我们人类只能把握以语词或符号表达的思想：它们不仅能够完整地由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且能够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同语言能够相互翻译，这确实是一个重要事实，因为游戏就不能。什么样的棋子运行相应于桥牌技法，这样问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确实问：“匈牙利语（Farsi，Tamil）的‘肥皂’是什么？”游戏没有超出自身的目的；语言是工具。由此自然可以随着弗雷格得出结论，语言用来所表达的命题独立于我们借以表达它们的特殊手段而存在。
然而，这是得不出来的；个别语言的正确的意义理论的共同结构表明，为什么语言一定是相互可翻译的。我们拒绝了外部实在是由事实构成，即由真命题构成的这种观点。我们也拒绝相信弗雷格的第三领域，但是我们仍然可能把事实看作是真命题。命题不是外部实在中发现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对象。它们是从所有人类都从事的使用语言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实体。“从……抽象出来”这个短语不是指十九世纪许许多多哲学家和数学家所相信的那种无视具体对象特征的抽象心灵过程。这确实是一种形成概念的过程，但是一种逻辑过程，而不是心灵过程。它类似于数学中熟悉的构成等价类的活动，但是它不必等同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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