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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前半生
一
乱世中人，眼瞅着更大的机会，却总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压在身上，怎么甩也甩不掉。有些人脱掉这层壳，挤进了新的世界；有些人，终生困囿于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些人，用尽了全身力气，磕磕绊绊地想要逃离，却终究不能全身而退。
张爱玲是第一种人，她挤进了自己愿意进入的世界。张爱玲的父亲是第二种人，他的一生都在消耗，从未想过离开。张爱玲的母亲是第三种，她勇敢地逃离，却戴着巨大的枷锁。
我们的故事，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开始。
黄素琼出生于1896年，在成长过程中，她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渴望自由、独立；另一方面，又被传统文化压制，从小被要求缠足，受过教育，却终究不能上大学。十九岁时，受家里的安排，嫁入张家。
那场婚姻在外人看来足够令人称羡，“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金童玉女，门当户对”。不知道十九岁的黄素琼当时是怎样的心情？这个不甘被命运宰治的年轻人，终于像所有她这样的女孩一样，嫁作人妇。
结婚五年后，黄素琼生下了张爱玲。这是1920年的秋天。一年后，张子静出生。再一年，他们全家从上海搬往天津。
搬往天津，是张廷重（张爱玲父亲）和黄素琼共同的愿望。在上海，张廷重和二哥住在一起。父母去世得早，兄长如父，二哥管家，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总是活得不自在。这回正好托堂兄的关系，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便顺理成章的分家，迁往天津。少爷终于做成老爷。
对张爱玲来说，天津的那段日子模糊而快乐。她回想当时的生活，院子里有秋千、有大白鹅、有用人环绕，重要的是，有母亲。每天早晨，她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下午则靠在床上识字，认了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然而，令黄素琼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天津，本来以为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很快遭遇危机。没有人管束的张廷重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所有有钱少爷可以做的，他都做了。
黄素琼不愿意做旧式妇女，对于养姨太太这件事情忍无可忍，多次与丈夫争执，却无能为力，终于离家出走——名义上好听一点，说是出国留学。这时候黄素琼已经二十八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放到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会受到很多限制，但她并没有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人生。此时，家族里的长辈已经不在人世，她手里又握着一笔数目不小的遗产，是时候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了。
张爱玲后来在《童言无忌》里这么写她的母亲：“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张子静晚年回忆，“如果母亲没有在那一年出国，姐姐和我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亲终于走了。
二
虽然母亲走了，但在八岁之前，张爱玲的生活大抵是快活的。她还太小，心理上的敏感还未发作，家里的气氛也还算好，虽然姨太太很快搬了进来，但这位妓女出身的老江湖并没有打压张爱玲，反而每天晚上带她去起士林看跳舞，还替她做了一套短袄长裙相配的丝绒衣服。
不过这姨太太的性格颇为跋扈。她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都能把人家眼睛打得睁不开。不仅如此，她还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因为这，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这才走了。
除了家里出事，张廷重的工作也出了事。这位纨绔少爷得的本来就是闲差，经常不去上班，又吃喝嫖赌，还和姨太太打架，闹出一场丑闻，名声很不好。待到堂兄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长职位后，张廷重的小小官职也就不保了。
丢了工作的张廷重，决定痛改前非，给黄素琼写了一封信，答应戒掉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且再不纳妾，央求她回国。
1928年，八岁的张爱玲重新回到上海。父亲、弟弟和她一家三口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还没回来，父亲就因吗啡注射过量，差点死掉。“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
哗哗下着雨，张爱玲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只感到很害怕。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很快主持了家务，将张廷重送到医院治疗。这个家庭开始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全家搬到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并且出现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张爱玲对这段生活的记忆充满了温情。她记得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被逗得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记得母亲爱看《小说月报》上老舍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张爱玲则靠在门框上笑。
她说，这时“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
但这已经是“幸福家庭”的尾声了。父亲彻底治愈之后，为了防止太太再度出走，想要釜底抽薪，耗尽她的私房钱，因此拒绝支付家庭开支。他们剧烈地争吵，用人吓得把爱玲和弟弟拉出房间。
那种父母争吵的声音，不可避免地传进爱玲和弟弟的耳朵。这对于任何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都是非常可怕的。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张子静晚年回忆：“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也是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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