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第八辑）》：
元结在闲居一段时间之后，在广德元年（七六三）九月被任命为道州刺史，由于赴任途中战乱未息，元结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七六四年的五月到任。此时的道州辖境相当于今湖南省新田县、宁远县、道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等地。在元结到任的时候，这里被西戎侵陷，惨遭焚烧杀掠，元结看到的是一片饱受战争摧残、民生凋敝的景象：“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经历了战乱的道州，人口十不存一，且不胜赋税之苦。元结新官上任，遇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税；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抗命。
元结到任不满五十天，要求征税的符牒就来了两百余封，封封催命，都说如果不按时缴纳，元结就将获罪、贬官削职。如果盘剥搜刮百姓按时上了税，那对于新官上任的元结无疑是邀功的本钱。毕竟，国家也是兵事未息，国库空虚，征收赋税也是朝廷的当务之急。但是，身在一线的地方官员，比中央朝廷更了解当地的民生困苦。面对朝廷的命令，地方官员特别是新任官员该怎么做？有的官员也许会严厉执行，甚至层层加码，这样既可表忠心，又能从中盘剥，有名有利，仕途无虞；有的官员也许知道百姓不堪重负的事实，但会顾全大局，以朝廷的利益为重，不得不牺牲百姓的利益；有的官员也许会抱着对人民的同情，在执行时“将枪口抬高一寸”，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一点缓和的让步。而元结的立场十分鲜明：“静以安人，待罪而已”——不执行朝廷的命令，让百姓休养，自己待罪。
元结固然是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之臣，但建立的功勋都是在老皇帝时期，新皇帝代宗上台后他就辞职赋闲，如今刚一被任命为刺史就抱着待罪之心公然抗旨，这不是一般的官员敢做的事。元结一到任就作《谢上表》，即就任道州刺史后写给皇帝的谢恩书表，文中却不提谢恩，只一再强调道州的民生困苦。此后又就课税问题专门向皇帝进《奏免科率状》，说自己所辖的道州是岭南等州的北界，如果道州不安，则湖南皆乱。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免除“正租、正庸”之外的一切苛捐杂税，“在百姓产业稍成，逃亡归复，似可存活”之后再考虑恢复常例的租税。不仅如此，他还建议皇帝考察地方官，不应该只以当年的赋税征收为唯一的考核指标，而应该目光更长远：“特望陛下一年问其流亡归复几何，田畴垦辟几何；二年问畜养比初年几倍；可税比初年几倍；三年计其功过，必行赏罚。”即希望皇帝的考核以三年为期，让人民回归土地休养生息，使生产逐渐恢复。
元结以地方官员的身份上书上表直陈政策之弊，这份勇气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做的还不止这些，他更以诗人的身份替百姓代言，写下了那首让杜甫无限感佩的《舂陵行》。诗中有“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宫，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这以百姓口吻说出的批评朝廷苛税的激烈言论，甚至直陈百姓对王宫的怨怒和失望。元结还希望朝廷可以像汉代那样采诗，“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希望朝廷通过民歌来倾听民间声音，了解真实的民间疾苦。此时的元结，仿佛忘了他是官员，而只是最弱势的人民的代言者和喉舌。
《舂陵行》是一首质朴至极的诗，没有表现出文学才华，却显露出一位官员保护天下苍生的勇气，和一位儒者民胞物与的大仁大爱。这首诗作为诗歌可能并不出彩，却关乎无数百姓的生死，关乎国泰民安，更关乎一群知识分子对诗歌和文学的理想——它可以没有文采，但要有“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社会功用，即向上可美刺君主，向下可以教化民风。这种诗歌观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是片面的、偏激的，但在人民有疾苦、政策有问题的时候，诗歌，也应该承担更重要的社会使命。毕竟，比文学性更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存。所以杜甫赞美元结说：“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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