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产力布局研究
第1章生产力布局的学术体系与规律性认识
1.1 生产力布局研究的基础理论脉络
生产力布局研究的学术体系既植根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等空间经济研究中，也是人文与经济地理等研究的关注热点。新中国成立后，在消化、吸收苏联经济布局理论与政策的基础上，围绕工业化和城镇化中的布局需求，逐渐形成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研究的框架。本章仅从基本理论脉络上简要梳理生产力布局研究基本理论关系、主要研究变量与典型理论解释。
1.1.1 区域经济学研究脉络
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围绕农业和工业进行静态、微观区位研究。早期区域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企业、产业、城市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等，重点聚焦于区位理论的形成与初步扩展。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 海因里希 冯 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年）奠定了农业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基础，将对德国北部麦克伦堡平原农场的观察现实简化为直观的经济模型，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分布的农业地带理论，即杜能环。杜能探索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布局原则，即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土地利用呈现由耕作地向畜牧地、荒地过渡的现象，形成了农业生产集约程度逐渐降低的农业生产力布局地理空间形态特征，开创了经济学分析空间因素的典范。
新古典区位理论贡献了产业集聚分析方法。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 韦伯（Alfred Weber）在农业区位论基础上，发表了《工业区位论》一书，并据此提出了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首次提出运费、劳动力成本及集聚理论概念，得到了工业产业布局是由分散走向集聚，再由集聚走向分散的工业区位布局规律性认识，梳理补充了集聚经济现象的形成机理、动力机制、集聚类型、竞争优势等内容。工业区位论强调区位因素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区位会直接作用于产业选址，使企业集聚在生产费用*低、经济效益*大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韦伯明确了三条区位法则：运输区位法则、劳动区位法则和集聚或分散法则。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分享、中间产品的投入与分享和技术外溢，这三个基本定义是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理论基础。区位理论以成本—效益分析为主，论证土地利用方式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和优势区位相对性。
区位理论扩展出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关系。在区位理论基础上，理论逐渐向市场体系、地区经济联系等方向深化。沃尔特 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建立了中心地理论，将区位理论扩展到聚落分布和市场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各中心地的分布及其相对规模。中心地理论初次把演绎思维方法引入地理学，由传统区域个性描述走向对空间规律和法则的探讨。奥古斯特 勒施（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中，将利润因素引入中心地理论。从宏观一般均衡角度考察工业区位问题，建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工业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论。此外，关于地区经济联系的理论开始形成。伯尔蒂尔 奥林（Bertil Ohlin）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中，将区位研究同贸易和区域分工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一般区位理论。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Palander）在《区位理论研究》（1935年）中，通过对市场区范围深入研究，提出了市场区竞争区位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埃德加 M.?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扩展了韦伯“运输成本”（仅指线路运输费用）的概念，提出了转运点区位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伴随全球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区域间增长差异问题也逐渐显著，区域经济学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输出基础理论主张区域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增长，区域外生需求扩大是区内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初由诺思（North）在1955年提出，后经蒂布特（Tiebout）、佩洛夫（Perloff）、博尔顿（Bolton）等发展而逐步完善。基于静态比较分析的外贸乘数概念，增加区域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启动一个乘数过程，其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增长极理论强调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由弗朗索瓦 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是围绕经济发展过程归纳推理而得出的包含社会系统、经济和地理空间中增长及结构变化的一般性概念。布德维尔（Boudeville）注重区域增长中不同地区扮演的角色，把佩鲁增长极概念扩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区域范畴，认为区域增长极是指区位在一个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推进型产业。至此，弗里德曼（Friedman）、罗德温（Rodwin）以及其他学者用“集中的分散化”思想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
进一步关注区域增长不平等的形成与发展。默达尔（Myrdal）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提出循环与累积因果原理，认为市场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默达尔认为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传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经济得到均衡发展。因此，提出集聚经济会使发达地区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和回吸效应。这两种效应对落后地区存在双向影响，不均衡的互动过程会形成两极化发展差异。卡尔多（Kaldor）、狄克逊（Dixon）和瑟尔沃尔（Thirlwall）等进一步发展了默达尔的思想，提出了具体的累积因果模型。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运用标准的新古典国家增长理论来分析区域增长问题。早期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以供给为出发点把区域看作一个总生产单元，认为通过要素市场顺利运转，将实现收入和就业均衡，不平衡仅仅反映了市场对均衡调整的滞后和自身的不完善。实际上，这是把国家增长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区域层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开始把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新技术、集聚经济以及支持投资的公共部门影响等因素引入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使其逐步完善。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理查森（Richardson）把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融合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1.1.2 经济地理学研究脉络
经济地理学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合类型和发展过程等内容。在联系有关因素时，把地理环境摆在重要地位，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生产力布局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即经济活动分布不均匀。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既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从经济地理学科来看，人们对生产力布局的认识经历了“经济现象—生产发展条件及分布—生产力布局—区域经济联系机制”的演变过程。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分为“记述—分类—说明”三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不同。记述阶段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现象。从分类到说明阶段，研究对象从区域产业发展条件及分布演变为区域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的空间演变规律，从而进一步研究区域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动力机制。
同时，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完善与更新迭代，不断加深了研究者对生产力布局的规律性认识。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及城市群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系统。由三个中心地构成的三角形中低级中心地布局区位点，以及各等级间的中心地数量、距离和市场区域面积呈几何数变化的特点，符合当时对生产力布局特征中的中心地布局规律性认识。
生产力布局是逐步演变的结果，通过演化方法研究布局发展轨迹脉络，提炼生产力布局演变规律是生产力布局研究的重要内容。演化方法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由来已久。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强调经济景观过去的发展轨迹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是对本地集群、全球价值链、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融合了企业演化论、达尔文多样性理论、选择和遗传概念等一系列理论方法。因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应用的多元性，尚未形成针对区域尺度布局演变的系统理论框架，从任何单一方面进行的研究都缺乏客观性和完整性。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模型在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等学科中应用越发广泛，研究内容包括国家、区域及城市层面的生产力布局与经济发展情况、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演变。
近年来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对生产力布局及产业区位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了气候变暖、资源能源枯竭与生态环境破坏等全球性危机。环境因素对生产力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下的环境经济地理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应运而生。2004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环境经济地理学会议上首次提出环境经济地理学概念，其*初是指采用演化制度主义理论与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将环境因素融入经济地理分析，以修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裂痕，克服环境与经济的零和博弈难题，为缓解全球环境危机以及实现经济绿色的生产力布局提供了新视角。
环境问题与经济空间布局的互动关系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学科研究的起点。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环境问题对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与产业布局的环境效应。一方面，环境问题对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布局重塑起到了关键作用。企业与流动性要素的环境质量偏好日益增加，激励其实现全球、跨区域空间新布局，全球低端污染产业链向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转移成为全球性大趋势。其中，*具代表性的现象是气候经济学领域中提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Nordhaus（1991）将气候变化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多区域框架和球面空间角度阐明碳排放与气候变化对空间内生经济的影响，也为研究环境影响经济空间布局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另一方面，经济布局也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经济产业布局意味着经济密度的增加与产业空间的集聚，带来了运输与制度成本的降低及市场分割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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