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新经济时代，以人工智能、机器替代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迅猛发展，这些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使大数据、规模经济的作用得到较好的挖掘，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生产与贸易格局。几十年来各国基于资本、劳动禀赋进行分工的共同发展模式，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面临重大挑战，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这一现象对我国就业、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以这一判断为基础，研究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问题。本书研究以丰富、精准的宏微观数据为基础，讨论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协同发展问题，希望能为未来的政策决策提供较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相关背景
刘世锦（2019）领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研究成果指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只有当中等收入群体达到总人口的60%～70%时，我们才可以真正说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真正体现了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经济增长依赖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目标是希望能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统一。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促进产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几百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技术进步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两者互相促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18世纪以前，技术水平较低，分工程度较低，各国经济长期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状态，生活水平非常低。工业革命以后，人均产出开始持续增长，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状态，使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思考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精髓，Y表示*终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理论一直以这一基本的表达式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实践。资本、劳动和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技术进步和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各个经济主体（国家、企业、个人）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从事合适的产业，再通过产品交换（要素的间接流动）或要素直接流动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升。
技术进步与分工对于经济发展有增长效应，也有分配效应。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必然带来不同群体回报、收入和社会福利的相对变化。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分工基本上是以各国资本、劳动禀赋为基础（由于资本流动性较强，此处也可以理解为以各国的劳动禀赋为基础），每个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有一席之地。由于分工带来的增长效应较大，社会整体福利上升较快，分配效应产生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显示，世界各国整体上是和谐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重要论断，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绩效。
新经济时代，以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替代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迅猛发展，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大数据与规模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全球生产与贸易格局深刻变革，几十年来各国基于资本、劳动禀赋进行分工的共同发展模式，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面临重大挑战，作为一个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这一现象在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的同时，也对我国就业、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亟待深入研究。
在此背景下，本书研究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问题。本书课题组收集了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年以来的海关进出口报关数据等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以及1986～2009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数据、2010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等微观家户数据。这些企业和家户数据整合形成了一个研究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综合数据集，这是本书课题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总结而言，197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不到2%，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不足美国的3%，而现在，这两个比重都超过20%，并且在继续上升，中国的产业升级与劳动力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书课题研究以丰富、准确的企业和家户（个人）微观数据为基础，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促进产业升级协同发展问题，希望能为未来的政策决策提供较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
二、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述评
（一）关于产业升级相关政策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从*早的重工业优先到后来的遵循比较优势，虽然历经了曲折，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姚洋和郑东雅（2008）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以很大的代价为中国留下了齐全的工业门类，这为后来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很多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的应用非常成功（林毅夫等，1999），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随着经济规模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如果固守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我们将丧失核心技术，沦为“加工厂”，不利于长期发展，并从国际竞争力（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沈坤荣和李剑，2003）、产品技术含量（Hausmann et al.，2007；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外商投资（陈继勇和盛杨怿，2008）、竞争优势（洪银兴，2001；梁琦和张二震，2002）、全要素生产率（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能源环境（张伟等，2016；童健等，2016）等不同角度研究了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及其必要性，研究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Wei et al.，2017）。此外，产业升级受很多因素影响，也会对宏观经济各个层面产生影响。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方式，其方式、效果等在学术界和决策部门都有很大的争议。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更加热衷于实行产业政策，希望能保护弱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但文献上并没有统一的结论（Krueger and Tuncer，1982；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2010）对此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综述。近些年，关于中国产业政策影响产业升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角度各有不同（Aghion et al.，2015；韩永辉等，2017；郭克莎，2019）。Aghion等（2015）认为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生产率增长。
韩永辉等（2017）以产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予以定量识别，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但其效果高度依赖地方市场化水平与地方政府能力。
总结现有的研究，本书主要从以下两点进一步拓展。第一，提高对新经济的关注度。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已经占到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16.3%，而且增速远高于传统经济，这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有待深入研究。第二，对产业升级和相关政策的研究更注重一般均衡框架。产业升级同时意味着淘汰低端产业，这在带来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带来分配效应，需要综合研究。特定产业政策（金融、财政、准入等）的确可以带来某个产业、某个产业内的部分企业的发展，但从全局来看，这会不会带来不公平竞争？会不会带来对劳动者的分配不公平？本书的研究中重点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分配效应进行讨论。
（二）关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宏观层面
产业升级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在要素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全球性趋势（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皮凯蒂，2014）。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2009b，2010）、吕冰洋和郭庆旺（2012）等基于中国的数据同样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至于具体比例，根据不同的数据计算会有不同的结果。贾珅和申广军（2016）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由1998年的45.4%下降到2007年的40.9%。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会造成金融抑制和劳动力市场扭曲，扩大收入差距。罗长远和张军（2009a）认为转型时期的结构变迁使得产业向资本更密集的第二、第三产业转变，这必然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除劳动收入份额之外，也有大量文献讨论产业升级与整体收入分配的关系。收入差距的结构性特点表现在城乡之间（钱忠好和牟燕，2013；陈斌开等，2010）、地区之间（赵勇和魏后凯，2015）、性别之间（李实等，2014）、行业之间（顾颖等，2007；吴万宗等，2018）等不同维度，过大的收入差距会给个人发展（封进和余央央，2007）、社会流动性（罗楚亮和刘晓霞，2018）、创新（程文和张建华，2018；安同良和千慧雄，2014）、经济增长（田新民等，2009）等带来负面影响。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多种多样，如教育、人力资本等（杨娟等，2015；黄祖辉等，2006；吕炜等，2015），本书重点梳理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角度开展研究的文献。Acemoglu（2002b）从理论上讨论了技术进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黄先海和徐圣（2009）认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会使得资本不断挤出劳动，扩大资本、劳动的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种技术进步又会使得与高技术匹配的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增加，从而扩大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马红旗等，2017；姚毓春等，2014；卢晶亮，2017；董直庆等，2014）。Autor等（2006）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机制。还有一些文献将这种影响研究细化到行业层面（Caju et al.，2010；叶林祥等，2011；周云波等，2017）和地区层面（周茂等，2018）。
总结而言，学术界关于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占比、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而且研究质量很高。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完善。第一，全球化和经济总量提升使我国产业升级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本书重点讨论国际背景下的技术进步分配效应研究。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的比例从1978年的2%上升到现在超过20%，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产业联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复杂。中国产业升级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全球产业升级与资本劳动分化的一部分，如何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促进产业升级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协同发展，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第二，产业升级包括产业间结构转型和产业内升级（Solow，1958；胡秋阳，2016；王林辉和袁礼，2018），当技术进步速度较慢时，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产业内的产业升级，新经济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机器替代快速发展（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三新”经济使得结构转型周期迅速缩短，这对人力资本匹配、产业规制的与时俱进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的研究对这一新情况更为重视。
（三）关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微观层面
进一步的研究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拓展到家户和个人层面（Han et al.，2012），这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探究个人成长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徐舒（2010）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中，认为异质性劳动回报的根源是教育回报率的变化。程名望等（2016）基于农村数据也发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有研究认为，劳动者异质性体现在年龄、性别、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等其他方面（韩军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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