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一）我国宏观经济背景
1.宏观经济“新常态”
自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总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按可比价格计算，约为74.4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6.7%；2017年，达82.7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6.9%；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大关。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提高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如下：
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据统计，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和2013年GDP增速均为7.7%，2014年GDP增速为7.4%，2015年GDP增速为6.9%，2016年GDP增速为6.7%，2017年GDP增速在2016年的基础上有所回升，为6.9%。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总之，自2012年以来，GDP增速告别了长达30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表明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
二是经济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三大产业产值比来看，2012年为10.1∶45.3∶44.6，2013年为10.0∶43.9∶46.1，2014年为9.2∶42.6∶48.2，2015年为9.0∶40.5∶50.5，2016年为9.0∶40.2∶50.8，2017年达到9.0∶39.4∶51.6，2018年为7.0∶39.7∶53.3，2019年为7.1∶39.0∶53.9，表明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同上。。
三是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3%；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2014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4.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48.5%，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为-2.9%(裴晓鹏，2015)，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中国外贸出口增幅已从20%以上回落至5%~10%，表明我国正处于投资政策消化期。
四是产能过剩。据201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研究，我国19个制造行业产能利用率在79%以下，7个制造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0%，仅有2个制造行业产能利用率接近79%。不仅传统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生产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也生产过剩，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预计达50万辆。而事实上，至2020年累计已超550万辆。
五是区域差距仍较大。经过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东西部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型时间较早、转型任务较轻的东部地区自身基础较好，可以更好地完成转型任务，为未来一段时间较快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东西部地区差距有再次拉大的可能。
六是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总之，我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投资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持之以恒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妥善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与此相应，经济结构存在系列问题亟须改革。
从供需结构来看，近些年来，我国传统行业亏损严重，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亏损面已经达到80%，企业利润逐年下降，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同时，部分生产和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需要进口。这表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供需错位”，并成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障碍。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些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占比较高，相反，高附加值、绿色低碳、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占比较低。为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加快科技发展，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
从区域结构来看，一方面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城镇化率偏低，而且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西部地区尤其严重；另一方面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我国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山区，尤其是在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
从投入结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远远不够，产业多为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的中低端型，现代新兴产业发展仍不足。
从动力结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赖“三驾马车”，尤其对投资的依赖更强。改革、转型、创新等新型动力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战略目标，并要求切实处理好五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稳增长”是前提，是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提，“稳增长”也是“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根基，没有“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均是空中楼阁。“促改革、调结构”是“稳增长”的根本动力，“促改革、调结构”的目的在于实现“稳增长”，“稳增长”与“调结构”高度统一，“稳增长”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环境，“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途径，两者在短期内有冲突，“调结构”必然要求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高耗能、高排放）和过剩产能，势必影响“稳增长”。“稳增长”的*终目的是“惠民生”，只有不断地增进“惠民生”，才能为“稳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保持“稳增长”的合理速度，才能降低风险，“防风险”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
上述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应对策略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宏观经济背景。
（二）武陵山片区的特殊性
在学术界，武陵山片区系指湖南、湖北、重庆、贵州交界地区，曾称湘鄂川（渝）黔交界地区、湘鄂川（渝）黔民族地区、武陵山区。201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制定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简称《规划》）。《规划》首次使用了武陵山片区一词，自此，学术界大多也采用了这一概念。《规划》对武陵山片区的地域范围规定为：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涉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包括湖北11个县市［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8个县市及宜昌市的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长阳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五峰县）］、湖南37个县市区［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及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城步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重庆7个县区［包括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酉阳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秀山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县）、武隆县武隆县于2016年11月24日被撤销，改为武隆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柱县）、丰都县］、贵州16个县市［包括铜仁市及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道真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务川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土地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武陵山片区总人口为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853万人，乡村人口为2792万人。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国开办发〔2011〕95号)。。
在我国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民族生活、政治制度等方面，武陵山片区具有其特殊性。
1.武陵山片区是我国典型的内陆边缘地区
武陵山片区位处我国第二级台阶向第三级台阶的过渡区域，属于中西部结合地带。武陵山片区所辖行政区域既不靠海，也不沿边，仅有部分县市沿江，其内陆特征明显。同时，武陵山片区各地远离所属省（直辖市）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区），距离均在500公里左右，其边缘特征突出。因此，作为内陆边缘地区，武陵山片区既没有享受到沿海开放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也没有享受到沿边开放和兴边富民政策，还没有一个沿江开放城市。武陵山片区周边已形成贵阳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四大***经济板块。武陵山片区处于四大***经济板块包围之中，但其既无政策扶持，也享受不到周边各区的辐射，沦为中西部结合地带的经济“锅底”。
2.武陵山片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
武陵山片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是矿产资源丰富，武陵山片区有“世界硒都”和“中国锰三角”的美誉，铁、煤、天然气、磷、硒、锰、黄铁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尤其是磷、硒和锰资源分布广、含量高。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世界已探明的***的独立硒矿床并被授予“世界硒都”的称号。二是生物资源多样，地表崎岖不平，海拔差异大，气候复杂多变，生物品种丰富，适合于特色农业发展。三是旅游资源丰富，武陵山区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自然景观资源，如张家界、腾龙洞、大峡谷等，也有由多个民族文化组成的人文景观资源。
3.武陵山片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
据统计，2009年，武陵山片区人均GDP为10 147元，仅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39.67%（周伟和黄祥芳，2013）。其中，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16.4%。武陵山片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08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6.43%，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村居民纯收入仅有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6.17%。农村恩格尔系数基本在60%左右，人民生活处于温饱边缘。贫困人口为575万人，整体贫困发生率达22.6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07个百分点，其中，武隆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贫困发生率分别高达85.20%、55.04%、47.18%（周伟和黄祥芳，2013）。经过“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落后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2015年，湖南省怀化市是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2015年，怀化市人均GDP为26 060元，仅为湖南省人均GDP（42 754元）的60.95%和全国人均GDP（50 237元）的51.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 693元，为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838元）的71.76%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195元）的66.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203元，为湖南省农村居民纯收入（10 993元）的65.52%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22元）的63.06%。由于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落后，长期以来是我国落实扶贫政策的重点区域。2010年，“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秦巴山－六盘山区及中西部其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大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力度。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把武陵山片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201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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