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曾任国际美学协会（IAA）五位总执委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美学和比较哲学，在国际上积极倡导“生活美学”，近十年来转入“情本哲学”的建构。主要著作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当代艺术理论》、《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审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等，译有维特根斯坦《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演讲与对话集》等。

本书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刘悦笛。全书围绕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及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分析应对疫情的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和冲突，进而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比较的视野中探讨自由与生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情与理等如何相互融合、共生共存，实现偶然性与必然性、情与理的有机统一，并指出，用中国传统生存智慧的“情理合一”来最终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身心，直至人与诸文明等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人类遇到的各种灾难的悲剧性降低到最小程度。作者认为，中国人“通情达理”的生存智慧，不仅已经正在解决中国自己的困境，同时也可以提供给世界。这种生存智慧，所背靠的乃是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不仅成为指导践行的“生活之道”，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具有指导方向的“生活艺术”。

以中国智慧应对全球疫情

2020年伊始，世界因为一种病毒而改变！整个世界都深受影响！

这就是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大概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对其耳熟能详了。此病毒英文名为SARS-CoV-2，这个名称人们知之甚少，但是因感染该病毒所引起的疾病终被定名为COVID-19，那就几乎无人不晓了。其中的19，代表的是这个病毒发源于2019年，而不是病毒的第19代变种。但是该病毒真正改变全球却是从2020年开始。

从科学的角度看，所谓冠状病毒就是一种ssRNA（即单链RNA）病毒，也就是一种带包膜的正链病毒，其基因组约由3万个碱基对组成，它可谓一种最大的RNA病毒。人类由此面临着一次有史以来的巨大挑战，起码是新世纪以来全人类最大的挑战。

从新冠病毒的科学图示上看，这个病毒表面覆盖着许多刺状蛋白，其能量决定因素就在看似美丽的刺状蛋白上面，因为它们就是与人体细胞受体结合的部分，能引起普通上呼吸道感染，不仅仅会感染动物，还有我们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

在疫情传播之初，在接受疫情访谈当中，就曾有位采访者问我：“冠状病毒的形状其实很美，本性却很残酷，您是怎么看待疫情下人的生活和未来的？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哪些生存智慧，或者说哪些需要加强教育和改进的地方？”

我当时的回答是：“的的确确，看似美与残酷并在。但究竟什么是美？真正的美，并不是‘看上去挺美’，而是与善合一的，这才符合中国儒家‘善美合一’的中和原则。”

这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尽管作为天灾的霍乱与作为人祸的战争，持续威胁着拉美民众的生命与生存，由此加剧了人的社会孤独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然而，人类情感的向度却被极大且丰富地展露了出来。《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认为是通过半个世纪的人物命运的叙事，展示出几乎所有可能的爱情方式。

在非常时期，感性的力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疫情在中国传播之初，亦有“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之争论，前者被一些人认为太文艺了（在日本赠送给中国的抗疫物品包装上贴有“风月同天”的汉字），后者被一些人认为太实在了（“武汉加油”成为中国抗疫期间被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但除了这些一时的争论，新的病毒可以带给我们更为深入的思考。

战胜疫情，当然要靠科学，但不仅仅靠科学。如果说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在初期已失去了“天时”与“地利”，那就更需要“人和”与“精神”。面对疫情，人人有责，那些承担风险的医护者与志愿者值得尊重，但面对疫情，更需要每个个体的承担意识，这关乎“责任伦理”之践行。那么，我们如何成为对这个世界负责任的、作为群体中的人？

所以，我要倡导“大启蒙”（The Great Enlightenment）！这种“大启蒙”其实就是“情理启蒙”，让理性与感性得以平衡与交融的“大启蒙”，这是我近年来始终倡导的一种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的1919年，最大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轨。百年之后的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应该是2019年起始、2020年暴发的最重大的全球事件了。我以为，这看似无关的两个历史事件，相互联纵起来，倒可提供出一个“历史契机”。

理由在于，五四运动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仍是启蒙不够：不仅“赛先生”的科学精神未全民普及，“德先生”的民主精神也需继续传扬。这就意味着，中国还需要继续启蒙，启蒙所要实现的任务，在中国尚未完成，起码要让科学与民主成为一种中国人适宜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大启蒙”得以实现的根基。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启蒙，既不同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轴心时代”人类精神突破的第一次启蒙，也不同于18世纪以来由欧洲发源的第二次启蒙，而是理性与情感得以融合的第三次启蒙。

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科学与民主精神贯彻不够，“大启蒙”需要继续。疫情最初的控制，没有得到更为科学化的指导；疫情在开始阶段被隐瞒，又可见缺乏“公之于众”的民主意识。好在很快采取了管控措施，中国的疫情被逐步地控制起来，武汉采取的全城隔离方式真有“壮士断腕”般的勇气，但此时外媒又开始批判中国不尊重人权：按照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立场，将个体隔离起来乃是伤害人权的，而从“功利主义”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那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实际上，从中国思想的角度来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乃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绝对的“唯吾独尊”的不顾全局的确要反对，反之，牺牲个体的绝对的“集体主义”同样大有缺憾。这就为在非常历史时期应对疫情提供了某种“协同”的中国经验——既要人人合作，也要协和万邦，此乃“中道”也！

科学问题更是如此，要全球协作，就像全球联合起来应对疫情一样。科学本没有国界，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来应对新的病毒，中国方面也提供给国外科学家病毒样本，以应对人类的共同灾难，而且，中医的智慧也定会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都坐在同一条船上，但毕竟与大洪水时期那种人类分别应对的局面不同，诺亚方舟如今也已成为一艘全球客轮。科学规律要遵循，但是科学也不能被“崇信”——五四时期科学竟也成为被崇拜的迷信。当民族本位派用各种传统“玄学理论”来解读疫情，那就更显露出“科学启蒙”的未竟，正如本土的“民主启蒙”之未完成一样，任重而道远也。

依我个人之见，新的疫情，倒可让坏事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它可以让中国人走向一种“大启蒙”，进而为全球的启蒙开辟新途。这是由于，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偏失，需要以“情理合一”的本土原则来加以积极应对。当今西方主流却对启蒙采取了诀别态度，未能意识到启蒙不能被抛弃，需要的是拓展启蒙，而不应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从全球疫情期间的历史变动来看，经济低迷、政治冲突、社会对立和文化紧张，都凸显出人类启蒙得还不够，特别是启蒙中的情感要素往往被理性诉求所冷酷压制。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但中国独特的践行道路倒可能走出新径，这根源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得以积淀而成的“情理结构”。中国人的通“情”达“理”的生存智慧，在度过疫情期间与疫情之后重建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这就是我所谓“大启蒙”的合情合理之新道。

这本小书想要阐明的就是，在这种“大启蒙”的语境当中，走向一种新型的“情理文明”，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全球也有启迪。由此，经过本书正文的一番论述与论证之后，大家就可以跳到本书的结论那里了。

我们呼吁，通过新冠肺炎疫情，走向全球的“大启蒙”，熔铸出新型的“情理文明”！

抗议隔离：还我（们）以自由！　1

取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13

终极抉择：生存权作为可选择权　23

如何权重：生命可贵？为自由故？　33

不伤原则：请勿置他人于危境！　43

何去何从：新旧个人主义走势　55

汉学反思：反击权利化的个体　65

何以可能：偏向一种角色伦理？　75

差序格局：本土化的人际关联　83

世界主义：“人失之，人亦得之”　95

中式孝道：救治应有优先伦理　103

源发同情：从恻隐之心到关怀移情　113

如何推爱：流于失败的套娃模式　125

形式公正：疫苗获取的分配之道　135

群体免疫：可否动用进化论策略？　145

与病毒争：社会抗疫还是自然免疫　153

反对歧视：亚裔受害与肤色决定论　161

前瞻未来：偶然性与人类终结命运　171

魂归何处：回归智慧，生活万岁！　185

结语：走向“大启蒙”，熔铸情理文明　203

附录　COVID-19 pandemic：Chinese traditional survival wisdom　212

后记　给人类疫情，写本中国的书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