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初，印度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印度大地，震撼了印度的各个阶层和印度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当时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印度教正统思想一直是印度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印度教的改革对整个印度社会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体系，解放人民思想
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从本质上说，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印度教的神学宗教体系是束缚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要启蒙人民的思想，振奋民族的精神，就必须从批判宗教、变革宗教入手。要批判宗教，也必须首先批判它的神学思想体系。
印度教的改革家们批判了传统印度教盛行的多神论和偶像崇拜，也揭露了由偶像崇拜而产生的烦琐祭祀仪式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危害。他们提出建立一种无人格的理性之神。梵社和雅利安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用抽象的一神论来取代偶像化的多神论。梵社会员把古代奥义书中宣扬的永恒无限的精神实体——梵，奉为至高无上之神。雅利安社也把神视为无形、无限、无所不在的宇宙创造者，并且认为神是“真正的知识”，万物的“基本原因”。由于神是无形的，因此人们无须进行烦琐的祭仪和无休止的顶礼膜拜，只需在内心中祈祷和冥想，来表达对神的爱。于是，宗教仪式简化了，宗教崇拜也由外在的祭祀转化为内心的至爱。这种转变对于印度民众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人们从各种劳民伤财的宗教仪礼中解脱出来，节约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以发展社会的生产和文化。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批判了印度教教义中“世界虚幻论”和遁世苦修的思想，他们主张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对神的崇拜只有靠自己的善行和为社会献身的精神才能表达出来。例如，凯沙布·钱德拉·森曾提出“为上帝服务就是为人服务”的口号，以此号召人们通过为社会和人类的服务来表示自己对神的崇敬。罗摩克里希那和维韦卡南达也都反对印度教悲观厌世的哲学，提倡“行动的吠檀多”或“行动的宗教”。他们主张，宗教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人类的“普遍之爱”和“美好的生活”，而这些目标不是靠别的，只有依靠信徒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改革家的这些观点大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他们从印度教消极遁世、甘心忍耐的哲学中摆脱出来，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变革社会的实践中。
（二）破除宗教的陈规陋习，提高妇女地位
歧视妇女不仅是印度教的痼疾，而且也是印度社会的一大弊病。童婚、多妻、寡妇殉夫、禁止寡妇改嫁等都是印度传统陈规陋习中最愚昧的表现。它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家们首先从这里打破了改革印度教的缺口。罗姆莫罕·罗易早在梵社成立之前就发起反对童婚和寡妇殉夫的运动，终于迫使殖民当局于1829年宣布寡妇殉夫制为非法。梵社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童婚的宣传，允许妇女加入梵社，同时开办女子学校，提倡妇女参加社会活动。雅利安社、祈祷社也同样允许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宗教活动，并专门建立女校，鼓励女子接受教育。19世纪80年代，孟买的帕西人发起了一场从法律上制止童婚的运动，要求通过“承诺年龄法”，严禁各种童婚现象。这场运动影响很大，一直蔓延到全国。90年代，在浦那，改革家们创办了“寡妇改嫁协会”和“寡妇之家”等组织，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并推行妇女教育。
19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家们的大力宣传和实践，在印度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童婚和寡妇殉夫等陋习基本上得到制止，妇女开始享受到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种种权利。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改革家们实际上是从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输入印度社会，以改造旧的传统和习俗。毫无疑问，这对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