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下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一 历史对象的自觉认识
与殷商时期不自觉的历史意识萌芽相比，周人在历史意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直到周初，在殷周之际政治变革的背景下，历史意识才真正觉醒。而这种觉醒主要表现在周人开始将历史纳入理性认识的范畴，试图自觉地反思和运用历史，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觉的历史表达，即“殷鉴”思想。因此可以说，周人历史观的自觉，是殷周之际观念变革的逻辑起点。
当然，就历史意识而言，周人与殷人还是有不少一致的地方，而这些方面正体现了历史意识发展的延续性与继承性。与殷人对鬼神特别是祖先神的崇拜相一致，周人并没有否定鬼神，更没有将鬼神从历史观念中剔除。虽然周人所信奉的鬼神与殷人并不一样，很多神的性质与职能均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也认可鬼神会对历史的发展和现在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周人对鬼神的祭祀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多礼仪规范，不少于殷商，甚至比殷商更加完善。
以周人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天”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笃信天命，尽力探求天意方面，周人与殷人是一致的”。他们深信以“天”为首的诸神会主导历史进程，影响社会兴衰。
首先，天终结殷商之命。周人在灭掉殷商之后，一直在反思和探讨“大邑商”何以被“小邦周”打败，提出了包括敬德、保民等在内的带有人文色彩的新观念。但是他们始终强调终结殷商之命是天的意志，换言之，灭商的主体是天。这一点，他们在《尚书》中反复提及。如《大诰》：“天惟丧殷”，《酒诰》：“天降丧于殷”，《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多士》：“弗吊曼天大降丧于殷”，《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康王之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这些材料很清晰地说明，周人认为在殷商灭亡这个重大事件上，主导者是天。
同时，在周人看来，天不仅可以终结一个王朝的统治，还会主动选择新的继承者。在《尚书》中他们反复说明周能够代商而立，即是受命于天。如《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康诰》：“天乃大命文王”，《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召诰》：“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集成》6014）中也有“肆文王受兹命”的说法。同时他们还认识到，不仅自己是承受天命而有天下，夏殷两代亦是如此。《召诰》中即说“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多士》云：“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多方》亦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另外，天还会降福或者降灾，即通过“命吉凶”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特别是降灾的情况，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尚书》很多篇章都有相关记述：《大诰》“弗吊天降割于我家”，《多方》“天降时丧”，《顾命》“今天降疾”，等等。《诗经》中也有不少，如《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正因此，《诗经》中后来还出现不少怨天之诗，即是怨恨天降灾给人间带来的灾难。
正因为周人相信以天为首的诸神，能够对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们对天十分敬重，不断对天祭祀，以期“祈天永命”。其中最重要的仪式就是郊天之祭。《史记·封禅书》云：“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汉书·郊祀志》也说：“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日明堂辟雍，诸侯日泮官。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两者的记述相差不多，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从中也可看出郊天之祭对周人的重要性，所以《礼记·礼器》中说：“祀帝于郊，敬之至也。”
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殷人虽然也在不断追述祖先，但是这种追述并非历史性的认识，他们对祖先谱系的排列、祭祀次序的规定，并非是探寻祖先的历史发展源流，而是为了祭祀的需要，即为了宗教，所以说这种意识更多体现为宗教意识，而非历史意识。
对于殷人而言，他们并未将历史纳入自觉的认识范畴，他们关注的是永恒的鬼神以及鬼神的需求。因此我们会发现，殷商时期虽然有史官，但是史官的主要任务不是记事和保存历史记录，他们的职责与宗教密切相关。在殷商时期，鬼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并不遥远，人（即他们的祖先）死后成为鬼神，鬼神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与人进行沟通，鬼神左右着人与社会的命运，因此殷人几乎将全部的精力用在祭祀鬼神上。对于历史，他们则无暇关注，也没有兴趣了解，因此历史没能进入殷人的视野，成为他们认识的对象，自觉的历史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被鬼神笼罩的世界，在殷周之际出现了裂痕。被认为受到鬼神庇佑的“大邑商”，败给了曾经臣服于他的“小邦周”。这样的历史巨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民族的代兴、朝代的更替，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刻的制度与观念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就是以对这场历史巨变的反思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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