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后,近代社会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了如何从政治上保证人的生活。研究问题领域的转换使近代社会理论家强调独立地研究政治,关心人类生存的实际条件,其理论涉及的是如何维护人们物质生活和基本的生计。近代社会哲学将人视为自私的动物,人类个体彼此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这使人类社会总是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人类个体为了捍卫自我而发动的,战争目的是个人的自我持存。这种人与人之间产生战争、不信任和永久恐惧的状态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这一前提假设下,意大利社会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其研究中始终围绕着“统治者怎样才能用伶俐的手法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利益冲突施加影响”①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最终他撇开了社会的组织问题,将理论注意力集中在维护和夺取政权的手段上,把政治学视为贯彻自身权利对内和对外不断使用战略的、可以研究和学习的艺术,完全摆脱了传统哲学“关于主权行为的一切规范约束和义务”。英国的社会哲学家霍布斯则提出人与人之间这种相互斗争的状态需要通过契约调节,只有契约才能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就要求人类主体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到国家那里,服从最高统治权力,从而得到国家的保护。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他为了最终实现政治的权威形式而牺牲了社会契约的自由内涵。不难发现,在近代社会学中,理论所强调的政治实践就以不断结束这种威胁性的冲突为目的。近代社会哲学把国家行为还原为目的理性的权力运动这一思想恰恰是青年黑格尔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反对的。在《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文中,黑格尔清楚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近代自然法观念:一种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经验研究”,这种思想从人性的虚构定义或人类学定义出发,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虚设,提出社会集体生活的合理方案,这种理论的原子论前提在于:“它们始终都把人类的'自然'行为理解为孤独个体的单独行为过程,共同体的形成,是额外考虑的内容。”另一种主要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形式研究”,这种研究以先验的实践理性概念为开端,以此取代了对人性的定义。康德将伦理行为看作是理性活动的产物,并剔除了人性当中一切经验的冲动、需要和倾向,把人性理解为涉及自我的或黑格尔所说的“非伦理的”冲动的集合体,强调主体要获得有益于共同体的立场,就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冲动。在黑格尔看来,自然法的“经验研究”和“形式研究”两种研究方法不同,但二者在基本概念上都落入了原子论的陷阱,即:把孤立的个体视为人类社会化的自然基础。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人类社会只能被看作为“一体化的多数”,而不能形成一种伦理一体化的状态。
阐述伦理一体化状态的可能性是黑格尔萌发主体间性思想的基础。受荷尔德林一体化哲学的影响,黑格尔推崇古代政治哲学对公共生活的构想。他阅读了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潮赋予了公共生活的主体间性以更高的地位。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是关于美好的和正当的生活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以培育市民的德性为己任,人是政治的动物,人要依靠城邦来实现其本质。亚里士多德这种伦理生活方式的理念,被黑格尔所接受,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用人类的道德潜能充实了这一伦理概念。他认为道德潜能应当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中获得的,而不是单纯地来自人的本性,从而“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坐标从目的论的自然概念转向了社会概念,并获得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内在张力”。①以此为基础,黑格尔描述了自己设想的理性共同体的特征,即:和解的社会是自由公民组成的伦理共同体,公共生活提供了个体实现自由的机会,“风俗习惯”成为普遍自由和个体自由一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媒介。正是基于这种伦理一体化形式的设想,黑格尔试图用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范畴取代原子论的理论预设,提出了不同以往的主体间性理论。
黑格尔试图重新解释社会组织的发展,他要发展出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互动关系,就必须假定主体间义务的存在是人类主体社会化过程的准自然前提条件。费希特对主体间关系的描述为他提供了理论工具。他接受了费希特的思想,剔除了其理论中的先验含义,将主体间互动运用到个体间相互不同的互动行为,这样,黑格尔用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原子论的社会基础。同时,黑格尔也接受了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现代社会哲学的思想,创造性地结合了费希特的理论,将冲突引入主体间关系中,使冲突作为一种道德媒介,引导着伦理从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更成熟水平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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