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在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中确定下来的概念,与长城、大运河文化带相比,更能体现北京市独有的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还是在研究成果上,其水平大大低于长城和大运河研究,当然也从未受到与前二者同等的重视。即便是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后,也经历了从“西山文化带”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变化,说明人们的认识还不是十分确定的。所谓“文化带”,就是指带状的文化区。西山和永定河为什么可以合成为一条文化带?山区与河流流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本身是带状的实体,长城和大运河就是两条不言自明的带状文化载体,各自具有相同的文化特质。假如西山、永定河确实构成一条文化带的话,相同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在 2020 年 4 月发布的《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9 年—2035 年 )》中,第四章即“依托三条文化带构建历史文脉和生态环境交融的整体空间结构”,第三节为“融会一山一水,彰显西山永定河文化魅力”,主要提到 5个方面的目标:构建“四岭三川一区两脉多组团”山水格局、加强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修复永定河生态功能和加强文化生态旅游功能。从内容重点来看,除了“三山五园”外,对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状况强调得并不多,更关注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而“三山五园”由于大多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多与皇家有关,早就受到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研究基础比较雄厚,旅游资源开发较早,此前与北京市的工作关系不大。与此同时,北京市推进全国文明中心领导小组还制订了《北京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2035)》,于 2018 年底完成,其后还继续进行了修1订。这份文件对西山和永定河的自然地理和文化遗存分别做了概括性介绍,但没有对西山永定河地区可以被视为和称为一条文化带的道理做出任何表述。这样,我们就不清楚这份规划中划定的涉及 8 个区、共 5070 平方千米的范围,是不是根据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文化带概念确定的,所谓“精华区”和“辐射区”是根据目前旅游打卡热度来确定的,还是根据这种文化特质的强度和彰显度来确定的。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是因为北京的区域研究相对滞后,而区域研究的滞后,在于我们对北京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了解不够、认识不足,虽然在近年来市文物、文旅部门和有关各区做了一些规划和普查工作,但因基础研究薄弱、“家底”摸得不清、跨区跨部门合作机制缺乏等原因,对这一文化带的定位、特色及未来发展还没有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蓝图。具体来说,关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与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对传统重点和非重点的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水平形成极大反差。比如,海淀区所属“三山五园”由于多属皇家园林,房山区的周口店遗址涉及人类起源,以及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香会,历来受到研究者,特别是国内外知名学者的重视,具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对于近年来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一些村落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流于泛泛,更不用说对一般村落的调查研究,乡镇志、村志、地名志的编纂出版并不普及,使那些受重视的遗产或列入各级各类“名录”中的项目成为这一文化带研究上的“文化孤岛”。其次,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虽然近年来有《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契约文书》《北京西山大觉寺藏清代契约文书整理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市门头沟卷》《房山碑刻通志》这样的优秀成果出现,但只是凤毛麟角。我们没有对这一文化带上各区的现存全部碑刻、契约文书、家谱、地方档案、宗教科仪书、日用杂书等民间文献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和数字化,也很少对全部非遗项目和未进入名录的民俗事象进行全面的音像化记录,以往的普查资料并不完整。再次,国际一流研究成果少。相比国内的江南、闽南、徽州、山西、珠三角等地区,国内外一流学者对本地区的关注不多,也没有什么国内外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检索知网的论文索引,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京西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其有限,在高端的学术会议上,除了三山五园、妙峰山、云居寺等少数国宝级遗产外,京西地区的研究很少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资料基础工作的薄弱。从目前出台的市级和区级保护规划的内容来看,几乎都没有将资源普查、资料搜集、整理、出版、解读、研究这些基础工作作为重点,加强投入,多强调景2点打造(如国家公园等)和旅游开发。在北京,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像山西覆盖全省的《三晋石刻大全》、县级如浙江的《龙泉县司法档案选编》《汤溪鱼鳞图册合集》这样多卷本资料合集的出版,而本项目的主要承担者鞠熙副教授参与的多卷本《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在出版了前 4 卷后,后面各卷的出版经费竟无着落。因此,我们希望开个头,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不打算毕其功于一役的基础工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联的支持下,对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并形成一种“跨界”整合的保护与利用认知(突破文物部门只负责物质遗产,文旅部门只负责非遗,住建和园林部门只负责古建等现行体制的约束),从而一方面推进这个目前较薄弱的文化带的建设,另一方面为这一地区优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具有扎实研究基础的建议。这就是本项目的缘起和本书的由来。我为推进这个项目而建立的公众号定名为“畿甸山河”,该词出自明何景明《入京篇》中的诗句,“畿甸一千里,山河十二州”(《大复集》卷 12)。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16 岁中乡试魁首,弘治十五年(1502)20 岁时中进士,可谓少年成名。他是“前七子”之一,在文坛享有盛名,但不到 40 岁便英年早逝了。他的这首《入京篇》大约是在入京参加会试时所写,“一千里”和“十二州”都是虚指。前者源自《周礼》中的“王畿方千里”,后者是司马迁认为,到舜的时候,大禹划分的九州又在北方地区析分出并州、幽州和营州,于是就有了“汉地十二州”的说法。所以,这并不是对京畿地区的客观描述。尽管如此,何景明在题为《入京篇》的诗中这样写,特别是前后句为“轩车若水流,宫阙似云浮。畿甸一千里,山河十二州。城中甲第共崔嵬,别起云甍接露台。旭日才临万户动,飞尘遥见九关开。九关鸡鸣竞车马,百僚已集金门下”等等,可见他是用这样的表达来形容京城的地位的。何况所谓“十二州”中新增的幽州正是后世北京的所在。明朝中期人何景明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在北京也并没有生活多少年,可能绝大多数号称北京研究专家的人都没有注意过他,但他却写下很多首关于北京西山的诗歌,不仅记录他的游历,而且多次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和人文情怀,这里只引一首长诗为证:君不见,玄明宫中满荆棘,昔日富贵今寂寞。祠园复为中贵取,遗构空传孽臣作。雄模壮丽凌朝廷,远势连袤跨城郭。忆昨己巳年来事,秉权自倚熏天势。朝求天子苑,暮夺功臣第。江艘海舶送花石,戚里侯门拥金币。千人力尽万牛死,土木功成悲此地。碧水穿池象溟渤,黄金作宫开日月。虹霓3屈曲垂三梁,蛟龙盘拏抱双阙。城中甲第更崔嵬,亲戚弟兄皆阀阅。戚里歌钟宾客游,排门冠剑公卿谒。生前千门与万户,死时不得一丘土。石家游魂泣金谷,董相燃脐叹堳坞。宫前守卫无呵呼,真人道士三四徒。石户苍苔生铁锁,玉阶碧草摇金铺。星宫昼开见行鼠,日殿夜祷闻啼狐。游客潜窥翠羽帐,市子屡窃金香炉。桑田须臾变沧海,桃树不复栽玄都。我朝中官谁最贵,前有王振后曹氏。正统以前不得闻,成化之间未有此。明圣虽能断诛罚,作新未见持纲纪。天下衣冠难即振,中原寇盗时复起。古来祸乱非偶然,国有威灵岂常恃。玄明之宫今已矣,京师土木何时止。南海犹催花石纲,西山又起金银寺。君不见,金书追夺铁券革,长安日日迎护敕。(《大复集》卷 14)这首明确指斥宦官的诗有清晰的时间标记,所谓“己巳”即明正德四年(1509)己巳,是时正是刘瑾当政的时期。这首题为《玄明宫行》的诗,就是指向刘瑾祸国殃民之举的。与他同为“前七子”领袖的李梦阳在听说此事后,也写下同题诗,其中也有“神厂择木内苑竭,官坑选石西山空”之句。神木厂在通惠河二闸,是储存沿运河运来的西南大木之处,将它与西山并提,说明它们同是明代京师营建的用料来源地。当时也有官员直接上疏皇帝,建议停止斋醮:“只如今日刘瑾建玄明宫、钱宁建十【石】经山、张雄建大慧寺、张锐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张忠建隆恩宫,所费金银不可胜计。”(《皇明名臣经济录》卷 13)这里提到的寺庙大都在西山的范围。另一个例子是明末清初人王思任的《游西山诸名胜记》,这篇游记长达三千多字,也未见多少研究者提及。王思任字季重,浙江山阴人,其家世代为医,其父曾为太医院医官,所以他出生在北京西江米巷的一个药铺里。万历十七年(1589),他借籍于宛平考取生员,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顺天乡试,次年中进士,所以也可以算作北京人了。此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十三里,至净德寺,寺僧本宁韶令妥妙,似家有长子,然其生也与予同物,周旋爱敬,使予不可堪。一楼百尺,亦用备武者。望浑河一带渺渺,索予扁为题“云镜”二字。顷之村酤饶飶,有鱼二尺者三头,为煤窑户所登,不解食而私之,窑主即寺僧也,人生口腹缘如此。又二宿而游所谓寿云庵者,诘曲僻处,樱桃林迷绿,止有丝水豁豁,飞花歌鸟。一少僧出迓,新供甚腆,若豫待者,则宁公有庄户敕之耳。西山小4庵皆附庸于大寺,只语片字,其应如响,素所约束也。净德寺,讹称敬德寺,在五里坨。本为唐代佛寺,早废,后有敬德寺村,亦已拆迁,现被石景山区规划为净德寺遗址公园。五里坨村在永定河东岸,与其东的模式口、河西的三家店并称连接京城与京西商道上的重要商埠,王思任文中写到,“望浑河一带渺渺”,可见其位置,可以说这里是西山文化带与永定河文化带的交汇点。据《日下旧闻考》卷 104 引嘉靖重修净德寺碑,该寺建于正统改元后,嘉靖时重修。据其儿孙编订的《王季重先生自叙年谱》,当时的净德寺住持僧本宁与王思任同年同月同日生,文中又称该寺同时是煤窑的窑主,可见明代采煤已是这里的重要产业,而佛寺则是京西重要的控产势力。“房山褊小邑,距京师七十里。邑西山多产煤,诸珰希煤利,趾相错焉,构斗纷然无宁刻”(《抱膝庐文集》卷 3,《井房山传》),作者刘宗泗,康熙朝举人,传主井凤翥,万历时河南襄城人,所记当为明万历时事。由此可知当时宦官也非常看重煤窑之利,而西山寺僧与宦官有密切联系,有可能成为这些寺人控产的代理人。寿云庵未见他书记载,据文中“西山小庵皆附庸于大寺,只语片字,其应如响,素所约束也”,应是净德寺的下院,本宁派手下庄户提前通知,庵主便提前预备了水果迎客。可见至少在明代,西山一带有一个由与内廷关系密切的佛寺及其下院和所控产业形成的网络体系。我之所以在此随意举出一首诗歌和一篇游记,而且没有对诗中和游记中透露出的丰富历史信息一一进行解读,意在表明我们不要说对有史以来的整个北京,就是对今天北京所辖的西山地区和永定河流域来说,了解的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北京的区域研究与江南、珠三角等地区相比差距极大,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状况并不知根知底。我们大多把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泛泛的、没有深度的,甚至是对付的工作上,很少有人经年累月地去做历史文化资源搜集调查等基础工作,导致我们的许多重要规划所依赖的学术基础,甚至许多宣传媒体上传播的关于北京历史文化的知识,存在知识陈旧、认识错误,甚至完全空白的问题。我注意到我国各级政府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单这个概念,其中又分出不同的类别,比如 2019 年深圳市政府就曾发布深圳的自然保护地清单。但在文化资源方面,各级政府就没有这个概念,对比自然资源部和文化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官网,差别就一目了然。我认为,文化资源清单或历史文化资源清单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国家对农耕用地有条 18 亿亩红线,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应不应5该也有一条红线呢?我们没有给政府提供充分的基础数据,即使要设一条红线,也设不出来。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做个试验田,看看能不能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部门、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历史文化资源清单拉出来。本项目团队的构成,包括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博物馆和古建筑等多学科的年轻学者,意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互相启迪,更在希望超越现行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各人只扫门前雪”的局限性,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因为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同一区域内人民生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只是提供这种跨学科合作的平台,为目前遗产研究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做出一点尝试。通过编写这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蓝皮书》,希望提出一些对未来研究、决策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组得到了市、区文物部门、文化馆、博物馆、文联、民协等单位的领导和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协助调查和接受采访的热心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本书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由于疫情的原因,项目组的田野调查受到很大限制;又由于项目管理上的要求,本书的调查和写作只有 7 个月的时间,所以一定存在粗疏、缺漏,甚至讹误之处。我希望各级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所有关爱北京历史文化的人对项目组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通过几年扎扎实实的努力,尽量摸清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为做出无愧于时代和北京“首善之区”称誉的国际一流研究成果奠定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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