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诃夫，一年来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的话，可是我觉得要了解契诃夫，最好多读他的作品。他的朋友丹青柯说得很对：“只要读者专心读他的作品，就会爱上他的。”
有人说契诃夫的著作难懂，美国的戏院老板说契诃夫的戏没有“票房价值”，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诬蔑他为“阴郁的诗人”。事实并不是这样。凡是了解生活、忠实于生活的人就会了解契诃夫，爱契诃夫。他的作品不但不难懂，而且写得入情入理、明明白白；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或剧本，里面都充满着爱和恨。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接触到作者的仁爱的心。
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一样，契诃夫一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恨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不断地抨击和无情地鞭挞它们。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他同情、鼓励、援助它们。他待人亲切、谦虚，但是他严正、不妥协。左拉维护正义替犹太军官德列非斯辩护的行动得到他的支持（一八九八年）。他和柯洛连科联名声明放弃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来抗议科学院因沙皇干涉撤销高尔基当选荣誉院士的决定（一九二年）。在作品中，随便举几个例： 他鞭挞骗人的偶像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鞭挞蛮横骄傲、欺压人民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他鞭挞“装在套子里的人”、保守的教员别里科夫。靠剥削人生活的教授卖房子的计划没有能实现；喜欢干涉别人生活的中士“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把学校控制了十五年”的教员终于让人推下楼梯，生了病死了。这些人我们过去在中国社会里也常常见到，因此我们更容易了解契诃夫的憎恶。读了描写疯人院生活的小说《六号病房》，我没法制止我的颤栗。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里说出他的读后感：“可怕极了。……我觉得好像自己也关在‘六号病房’里面了。”主持疯人院二十年的医生拉庚关着门看书喝酒的时候，别人并不惊扰他，可是等到他认识了真理，看清楚他四周的真实情形以后，别人却把他当成疯人，关进了“六号病房”。后来他和一个病房同伴起来反抗不合理的待遇，挨了痛打，中风死了。这篇小说是契诃夫从库页岛旅行回来以后写成的。它不仅写出契诃夫对流刑犯和苦役犯生活的体验，它主要地暴露了十九世纪末期帝俄专制的“警察国家”的黑暗。它告诉读者： 沙皇统治的俄罗斯是一个大监狱，他借一个人物的嘴说：“我们给关在铁窗里，受折磨，被虐待，”这样来激发人们的斗争心。
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常常强调契诃夫的“不问政治”的倾向，这是不对的。他的作品中没有一篇不跟政治有关，没有一篇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脱节。契诃夫只活了四十四岁，在他的二十五年的写作生活中他一共留下了五个多幕剧、几个独幕剧和两百多篇中、短篇小说。有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曾经写过一本叫做《契诃夫和他的俄国》的书，因为契诃夫在他的作品中忠实地反映了二十多年中间俄国社会的生活。他通过他那些“小人物”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史。在他的作品中，他无情地鞭挞，无情地嘲讽。他从不间断地进行着对不合理制度的斗争。高尔基说过：“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契诃夫攻击庸俗，就是攻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攻击整个沙皇的统治： 它产生了那一切的病症，使得俄国人民全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使得那么多的俄国人都害了病。契诃夫本来是一位医生，也曾挂牌行医，在雅尔达他还为找上门来的穷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说出病情，写下病史，就是为了来治疗的。他在每一篇小说中都用斥责和警告的口吻告诉人：“你们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甚至在最阴暗的篇页中我们也没有看到“绝望”，我们却更强烈地感染到作者的爱与憎。作者把那些软弱无能、自私自利、欺世害人、忍辱苟安的人物鞭挞得最厉害的时候，他自己也激动得最厉害，他在大声疾呼警告人们： 不要走这样的路！必须趁早治病。我们用不着在那些篇幅很少的短篇中去找寻正面人物，也可以了解高尔基在五十五年前的意见：“契诃夫的每一个新的短篇都越发加强了那种勇敢的和热爱生命的调子。”更可以同意别尔德尼柯夫的说法：“契诃夫是向前看的，他号召读者跟着自己走。”
契诃夫的创作道路跟所有伟大的作家的创作道路一样，是不断地追求真理的道路。他越来越接近他所追求的东西，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全部生活彻底改变的时代逼近了。在他去世前一年（一九三年），他对一个朋友（叶耳巴季也夫斯基）说：“难道您没看见从上到下都动了吗？社会和工人都动了！……”那个朋友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完全钻到政治里面去了。”就在这时候他写了他最后一个短篇《未婚妻》。在这篇小说里女主人公娜嘉终于摆脱了婚约的束缚，脱离了寄生和剥削的生活，勇敢地向着“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走去。这篇小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的一个新的时期。可惜这只是一个开端，正如他那个朋友所说：“这个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契诃夫不久就逝世了。”
P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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