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经典著作之一。
七百年理学发展史，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读者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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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之兴起
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晚清末年至今又为一大变，这一大变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结束了近代，而开创了中国以后之新生。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宋代的学术，又为要求明白宋代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崛兴。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永明禅师，他在长期黑暗与战乱中，写成一百卷的《宗镜录》。他是唐末五代惟一大师，他的书，也成为唐末五代惟一巨著。然而佛学盛运，到他时代也近衰落了。他的书，极像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想包罗和会战国诸子各家各派的学说，永明禅师的《宗镜录》，也想包罗和会佛学各宗派之歧见。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会的时期，似乎便在宣告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之衰歇。
除却佛学，所剩只是晚唐以来进士轻薄的诗，以及如南唐二主之词，这一类颓废无力的小文艺。在此形势下，时代需要有新的宋学之出现。但新的宋学之出现，还是迟迟其来。需要虽急迫，而产生则艰难。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所以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泰山（孙）为之先河，这已在宋兴八十年的时期了。
中期宋学
宋学之发展，显和初期不同。初期宋学，是在一大目标下形成多方面活动，中期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较之初期，精微有余，博大转逊。初期风气，颇多导源于韩愈，因遂注意于文章。北方如柳开、石介，南方如欧阳修、王安石，更属显见。惟其注意文章，故能发泄情趣。人生必然与文艺结不解缘，而中期则绝少对文章有兴趣。周敦颐先已有“虚车”之讥。韩愈说：“文以载道。”文不载道如虚车。但二程兄弟，讲学多用语录体，直如禅宗祖师们，虽是洁净朴实，但摈弃文学，便减少了活的人生情味，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初期都热心政治，南方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北方如司马光，都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即如北方孙復、石介，也决非隐士一流。介作《庆历圣德诗》，分别贤奸，直言无忌，掀起了政治上绝大波澜。他死后，几乎剖墓斵棺。中期诸家，虽并不刻意隐沦自晦，但对政治情味是淡了。他们都只当几任小官，尽心称职，不鸣高，不蹈虚。初期诸家如伊尹，中期诸家如柳下惠，他们的政治意态实不同。论其教育事业，初期是在书院与学校中，尤其如胡瑗是一模范的教育家。中期讲学，则只是师友后进，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讨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规模。文章、政治、教育三大项目之活动，中期都较前期为逊色。即论学术著作，初期诸儒，都有等身卷帙，尤其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对于经史文学，都有大著作，堪与古今大儒，颉颃相比。中期诸儒，在此方面亦不如。只邵雍、程颐、张载可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少了，性质亦单纯，不如初期诸家，阔大浩博。其他则更差了。然中期诸儒，实在也有他们的大贡献。后世所谓道学家、理学先生，是专指中期诸儒的学术与风格而言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下面逐一叙说中期诸家之造诣。
张载
张载因于《西铭》，又有他如下的几句话。他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圣人为天地立心，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打主意，聖人爲生民立命，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立家业。若无孝子，这一家会离心离德，也会倾家荡产。若无圣人，则天地之道亦几乎熄。但孝子圣人终于会出生，这便是天地造化伟大处。
他因于怀抱着如此的胸襟与信念，所以遂有如下的工夫。他说：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他立心要与天地同其大，（即所谓天德。）因此他的工夫，一刹那也不放松，不间断。他自己在人事上的实践又如何呢？他本也有志于政治，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告退了。他曾说：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
他居恒以天下为念，道见饥殍，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终日。他尝慨然有志于复行古代的井田制。他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即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牵架而已。”
他常想和他的学者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这是他当时所抱负的一种试验社会主义的新村。惜乎他没有完成此计划而死了。
程颐
可见颐对物理研穷，认为是身外事，殊不感兴趣。他之所谓格物穷理，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即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并非贯通在物理世界上，并非贯通在如周、邵、张三家之宇宙论之上，而仍是贯通在吾之心，贯通在性理上，所以他说：
“心欲穷四方上下所至，且以无穷置却，则得。若要真得，直是体会。”
体会即是体贴，须以吾心作主，须是“鞭辟近里”，并不是要穷索四方上下。若要去穷这四方上下，实在也无穷，穷不尽，穷不透，故说：“置却即得。”
但我们也莫疑心二程学问门径规模太狭了。当知当时老、释，也各有他们一套广大玄深的宇宙论，周、邵、张诸人想另来一套，所争异同还是差不远。现在是要排释、老，复儒学，两者间所争，一则以人文界为主，一则以自然界为主。人文界之所异于自然界者，在其有生气，有生理，有生命。心是有生气生理生命之心，性也是有生气生理生命之性。二程再不从宇宙无生命界转入生命界，来纡回这一条漫长而无准的路。他们主张直从生命界教人当下认取。他们只想从生命界再推扩到无生命界。窗前草，池盆中鱼，驴之鸣，雏鸡之啄，鸢之飞，何一非生命？何一非活泼天机？何一非性？又何一非宇宙之神与化？由此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真理，体贴出吾心吾性中所禀所具之生命真理。这一层，却是儒释真疆界。这还是颢所谓“鞭辟近里”，并不是把学问规模范围缩小了，弄狭了。只因颐天性较严肃。但他讲学宗旨，还是和颢差不多。
他所欲穷之理，既然是性理，是一种有生命有生气之理，则自然会注意到人心之一切喜怒哀乐，注意到人之情。
中期明学
初期明学，南方如吴与弼、陈献章，都是隐退人，偏于田野山林。北方如薛瑄，亦仅持守，于义理少发挥。明学要到王守仁，始是光采毕露。我们姑定守仁时代为明学之中期。
与守仁同时，尙有湛若水、罗钦顺。守仁问学于娄谅，若水从游于陈献章，都远从与弼开端。两人相交游，而讲学宗旨不同，一时平分天下之学术。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王、湛之并立，犹如朱、陆之对抗。而罗钦顺则学无师承，生前即少朋徒之讲习，卒后亦无从学之传述。困心衡虑，为独得之学，而剖析发明，堪与王、湛相鼎足。明学之盛莫逾此。此下则只成为王学之支流与裔，直要到明末才始有大变化。故以王门各派，并附于中期。
此下将分篇叙述此三家，来表现有明学术之一段最高潮。并依次及于王门，以见王学之流衍。
王守仁
这几条，是他良知学发展到的最高处。良知之学发展到最高处，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做尧舜的条件，不在外面事业上，却在自己心性上。人之才性有不同，如稷好耕稼，夔好乐。但就其才性发展到至诚至尽处，便都是尧舜。得位为天子，治国平天下者是圣人，一技一艺，农夫乐工，同样可以为圣人。圣人论德不论才。才不同而德合，便同样是圣人。如是则不必做了大人，（即做大事业的人），才始是圣人；即做一小人，（做小事业的人），也还可以成其为圣人。这和王安石《大人论》的意见，显然不同了。佛教发展到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儒学发展到王守仁，便人人都可以作圣。这一理论，固然当溯源及于孟子与陆九渊，但到守仁手里，却说得更透辟。必待要到人人作了圣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也才是理想的社会。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自由，各还他一个天赋的才性之真，与本心的好恶之诚，而各成为一圆满无缺之圣。这又是何等地美满的社会和人生呀！这一意义，又和张载《西铭》说法不同了。《西铭》仅就一人言，此一人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守仁的良知之学，则就人人言，这一社会，便成了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社会。所以良知之学是心学，而推扩到社会大群与技艺专业上，实可有其甚深甚远之到达。一样的社会，一样的艺业，只不从功利看，而从德性看，便会发展出异样的光彩。守仁这一说法最详细的发挥，在他的所谓《拔本塞源论》，（见与顾东桥书末一节，收入《传习录》第二卷。）这一说法，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上也曾说到了，但没有守仁说得那么明白而圆密。
我们细看上引诸条，也可明白守仁的良知学，并不忽略了外面事理之讲求。程颐、朱熹格物穷理的教法，守仁良知学里仍还是重要，所争只在先有一头脑，先有一根柢，此即陆九渊所争的所谓“先立乎其大”。如此看来，守仁学说，还是逃不开朱陆异同的问题。在守仁自然是偏主陆的一边多，所以后世称程朱与陆王，这是宋明理学一大分野，一大对垒。后人又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谓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在此分歧下，王门从学自不免要訾议及朱熹。
明末诸遗老
思想史上划时期的大转变，这不是件易于出现的事。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与王守仁，可谓已攀登上相反方面之两极峰。把宋明理学家所要窥探的全领域，早已豁露无遗了。再循着两路线前进的，自然会逐渐转成下坡路。但只要继续地向前，必然会踏上新原野，遇见新高峰。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自然趋势。明末诸遗老，在北方有孙奇逢，有张尔岐，有李颙，有颜元。南方有黄宗羲，有陈确，有顾炎武，有王夫之，有张履祥，有陆世仪，有胡承诺。还有数不尽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杰出的人物。较之宋初，明初一片荒凉，是天渊相隔了。这便已告诉了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所积累所蕴蓄的大力量。但他们面貌上虽沿袭前轨，精神上已另辟新蹊。有一部分，我已在二十年前的另一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叙述过。但那书主要在叙述清代的经学与考据。其实有清一代，承接宋明理学的，还成一伏流，虽不能与经学考据相抗衡，依然有其相当的流量与流力，始终没有断。这又告诉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这是下半部中国思想史里不可磨灭的一番大集业。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我在十年前，避日寇，流寓成都，曾广为搜集，另成一部《清儒学案》，交与国立编译馆。不幸迟迟未出版，而在胜利回都时，此稿抛落在长江里。我手边并未存一底稿，只留《序目》一篇，还可约略推见此书纂编之大槪。但若我们真能了解了宋明两代的理学，有清一代对此方面之造诣，其实则精华已竭，无法再超越宋明了。
序
例言
目次
一 宋学之兴起
二 胡瑗与孙復
三 徐积与石介
四 范仲淹
五 欧阳修
六 李觏
七 王安石
八 刘敞
九 司马光
一〇 苏轼、苏辙
一一 综论北宋初期诸儒
一二 中期宋学
一三 周敦颐
一四 邵雍
一五 张载
一六 程颢
一七 程颐
一八 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 附 张绎、王蘋
一九 吕大钧、大临
二〇 南渡宋学
二一 胡安国、胡寅、胡宏
二二 张栻
二三 朱熹
二四 陆九韶、九龄、九渊
二五 吕祖谦 附 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吕大器
二六 陈亮
二七 叶适
二八 薛季宣、陈傅良、唐仲友
二九 黄榦
三〇 杨简
三一 金履祥、黄震、王应麟
三二 金、元诸儒
三三 李纯甫
三四 赵復、姚枢、许衡
三五 刘因
三六 吴澄
三七 初期明学
三八 吴与弼
三九 胡居仁、娄谅、陈献章
四〇 薛瑄
四一 中期明学
四二 王守仁
四三 湛若水
四四 罗钦顺
四五 王门诸流
四六 钱德洪、王畿
四七 王艮
四八 罗洪先、聂豹、邹守益、欧阳德、刘文敏
四九 王时槐
五〇 罗汝芳、赵贞吉
五一 晚期明学
五二 顾宪成、允成
五三 高攀龙
五四 孙慎行、钱一本
五五 刘宗周
五六 明末诸遗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