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盛唐
李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无与伦比的一代诗仙，他以独特的成就，把中国的诗歌艺术推上了顶峰。一棵参天的大树，有赖于生存的肥沃土壤和气候。伟大的天才诗人李白，他的横空出世，有赖于盛唐的肥沃土壤和气候，也就是盛唐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包含着物质方面、精神方面，还有制度方面，杂糅在一起，似春风春雨，培育李白成为时代的歌手，时代的骄子，时代的惊雷，时代的闪电，他的光焰照亮了诗歌艺术的天空。盛唐的背景是什么样子，下面加以说明。
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很多文献都有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杜甫在《忆昔》里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说明老百姓安居乐业，物资丰富。盛唐时，社会安定，交通方便。在全国范围内，水路交通便捷。除固有的黄河、长江等水道外，隋炀帝开通运河，起到了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唐人往南方去，从黄河乘船至汴州，转入运河到南方各地。唐时陆路交通也极为便利，道路四通八达，加之社会富裕，出门漫游甚为通畅。据《通典》卷七《食货》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如此优裕的物质基础，方便的水路交通，到处的店肆待客，为盛唐诗人的物质生活和外出漫游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二、政治的开明、开放。盛唐时，在民族、宗教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体现了宽容和四海一家的情怀。先介绍李唐皇室与鲜卑族的关系。自从孝文帝拓跋宏极力倡导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这不仅是生命意义上的融合，而且是政治意义上的融合。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据余秋里《中国文脉》中《走向大唐》一文说：“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李唐皇室这一特殊情况，自然在民族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地方，唐太宗提倡胡汉一家，设法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就是说胡人汉人不分彼此，一样地爱抚。在具体措施上，在选拔将官和人才上，一视同仁，如少数民族中的尉迟敬德、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曾担任过重要的职位。还提倡各种民族杂居，可以相互之间通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容少数民族的宗教等。
唐朝的这一民族政策，形成和谐宽松空气，大大推动民族间文化交流，有力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对各种人才包括诗人、艺人的成长，提供了极为肥沃丰厚的沃土。
唐王朝对宗教信仰也采取宽松包容的态度。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允许在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玄宗崇道更甚于尊儒，在科举中设立了关于“道”的科目。同时也尊重佛教，包容、尊重异族的一些宗教。这样就出现儒、道、佛三教并用，三教圆融的新局面，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三、南北学风的融合及多种文化的交流。从历史文化发展角度看，盛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东晋之后，中国历经200余年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辩论；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文风柔婉，北方文风阳刚；南方文化“贵于清绮”，北方文化“重乎气质”。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不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统一全国及大运河的开通，已开始南北文化的互补过程。唐继隋之后，经过太宗的贞观之治，大大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方柔婉与北方阳刚进行互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李白、杜甫等众多诗人带着自己的浪漫与豪情，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境军塞、沙漠草原，都留下壮美的诗篇，都留下充满豪情的战歌。二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地方。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外文化的交流，开阔了诗人们的胸襟，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升华了他们的意境，这对盛唐气象的形成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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