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规划：社区，网络与管理》：
4.4与更高级规划的调和以及行为主体之间的调和
英格兰教区规划的近代历史证实，很难协调参与式民主“分散而重点突出的结果”与代议制民主“持续的过程”形成的跨领域、全方位的战略框架之间的关系。代议制民主经过一段时问后解决问题，有时达成折中方案，制定行动，提供多数人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这种紧张关系对社区规划的过程和结果有重要意义——因为社区规划与更高层次的战略相关联——而且提出了在社区规划的内容不能真正与住房和基础设施这些更广泛的优先考虑事项相协调的情况下，社区规划对正式决策的价值这个基本问题。在21世纪的初期阶段，这一困境得到了一些关注，所提供的方法是协调社区规划的制定并使其专业化，但真正这样做的行动却很少。
如果社区规划在规划过程的地方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联合政府将面临同样的挑战。但联合政府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寻找把社区的理想同地方的优先考虑事项相结合的最好方式，而是像亚历山大砍断而不是解开戈尔迪之结那样采取了不敬的解决方法。社区群体将依据法规规定的程序拟定规划，地方当局将其纳入地方规划。然而，其内容可以“是灵活的”，也可以是“或多或少规定性的”（DCLG，2011，p17），只要他们符合国家政策。但是，如果地方规划的制定过程与邻里规划的制定过程完全分离而且围绕地方目标的问题意见不一致，那么就仍然存在不协调和冲突的可能性。然而，政府“给每个邻里机会通过创建邻里规划塑造自身发展，邻里规划的创建也将给当地社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来提出比地方当局规划中设定的还要多的发展”（DBIS，2010，p24），这样政府就能够实现“将社区放到改革后的规划系统的中央舞台”这一雄心，这是毫无疑问的。毫不奇怪，那些参与社区规划最初举措的人迅速采取行动赞美“邻里”方法的好处，但也警告称与当地群体合作以期建立从下到上的发展战略，将是一个困难和代价高的过程（Bishop，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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