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第1章 理念、概念与内涵
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其所蕴含的思想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绿色基础设施理念起源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历史上丰富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成果为其概念的形成与内涵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1 理念的发展
从早期的土地资源保护运动开始，历经绿色空间的早期关注、工业化时代的景观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环境主义运动、绿道运动以及作为战略性保护工具的生态框架等几个阶段，绿色基础设施理念不断发展完善，*终成为当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
1.1.1 萌芽阶段：1850～1930年
1. 早期的土地资源保护运动
“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早起源于土地资源保护运动。土地资源是国家生态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强度与日俱增，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们日益重视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保护，并开始从政府层面推行一系列土地利用保护政策。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大开发采取的是掠夺式开发，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破坏了美国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使得西部大面积土地变成荒漠。19世纪末期，土地荒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土地退化灾害导致西部近40.5 万km2的土地被侵蚀和破坏。因此，19世纪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对自然资源开发和掠夺*疯狂、*具有破坏性的时代。美国在西进运动中获得了较大利益，不仅扩大了本国的领土，振兴了西部地区的经济，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建成强大的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在美国人因经济发展壮大而沾沾自喜时，美国部分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开始担忧因土地开发而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他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警示人们不可以随意地破坏自然，与此同时呼吁政界和公众保护自然资源。19世纪70年代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逐渐形成，美国兴起了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荒野保护运动的思想*早起源于梭罗。1854年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一书中号召美国人要以谦卑的态度对待大自然。1901年《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出版，缪尔认为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对荒野的保护，可以为美国人的精神家园保留一份财富。同时缪尔创立了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群众性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在该俱乐部的推动下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马什于1864年出版《人与自然》一书，主要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提出通过立法等手段对森林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美国林学家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在其著作《为了资源保护而奋斗》（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中写道“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人类应该对其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而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思想为现代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晚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建设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公园，对森林、农田和矿产资源等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就任总统期间，创立了美国林业局，以此来推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1908年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主持召开全国资源保护会议，从国家层面开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持续高效利用。
2. 大尺度绿色空间融入城市
“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产生较晚，其是在对城市问题的探究和自然资源管理的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工业化初期对城市内部采取的是公园和开放空间建设，城市外部的乡村地区则进行自然资源的管理。城市公园、绿色空间的建设也成为“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发展的开端。
19世纪的美国城市街道鲜有自然风光，楼房拥挤不堪，居住环境以及卫生条件恶劣，疾病瘟疫频发，居民渴望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以及优美的环境。美国景观设计大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遍尝城市生活的种种苦痛之后，立志使城市变得明亮、亲和，他将公园引入城市、融于城市。他所设计的一系列公园，在喧嚣的城市中是平静、舒适、抚慰人心的圣殿，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远离了城市的纷扰和喧闹。自1833年以来英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允许利用税收建设城市公园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法案。受英国经验的启发和影响，美国于1858年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建设了**个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of New York），继而掀起了全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the city park movement）。
奥姆斯特德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公园设计。19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公园道城市休闲娱乐系统等概念：利用公园道联系起城市中的公园和开敞空间，形成完整的休闲娱乐体系，公园道将把公园扩展到整个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主干道，新的居民区被连接起来，市郊社区将与城市相连。他的观点超越了城市的界线，将大都市当作一个整体，这一构想迈出了美国现代规划思维和方法的**步，将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引导向系统网络发展。
在美国掀起城市公园运动后，欧洲及其他国家也在探索“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的方法。1889年，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霍华德和奥姆斯特德的理念被视为绿色基础设施思想的理论起源。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设想是围绕大城市建设自给自足、分散*立的田园城市，把生动活泼的城市环境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有机融合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英国分别于1908年和1924年建造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 worth）和韦林（Welwyn），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卫星城镇（satellite town）。卫星城镇是指在距主城一定距离的周边区域发展的子城，宽阔的绿带环绕在卫星城镇外围，使之处于广阔的绿色背景之中。
在霍华德出版《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之后，1915年，英国生物学家、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他的《进化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一书中提出“生态区域”的概念，系统地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来分析现代城市发展的变化，并且在规划部分根据城市自然环境条件的潜能来制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策略。受《进化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影响，芬兰建筑师埃列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创建了有机疏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理论，他提出了城市从集中的布局方式变成既联系又分散的城市联合体的设想，其中绿化带网络为城区之间提供隔离、交通走廊以及新鲜空气等，城市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对未来城市绿化建设发展有着长远且积极的影响。
1.1.2 探索阶段：1931～1960年
1. 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保护
1931～1960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助推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张，土地资源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也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破坏与工业化相伴而生，随着工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重工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大规模开发土地使森林资源迅速减少，同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繁荣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此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迅速膨胀，资源需求不断增长，导致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集中爆发了多起威胁人类生存的特大生态环境灾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出现生态环境灾害事件，位于比利时西部的马斯河谷工业区气候变化异常，有毒气体集聚在上空难以消散，造成大量牲畜和市民死亡或感染疾病；1952年英国伦敦上空气候变化异常，空气平静无比，没有任何流动，逆温层笼罩整个伦敦上空，大量工业废气、CO等有毒气体进入伦敦上空无法扩散，造成数千人死亡的严重惨案；美国洛杉矶在1940年到1970年因城市上空被大量烟雾笼罩，被称为“美国的烟雾城”，烟雾的成分主要是由碳氢化合物与空气中其他成分发生化学作用形成的有毒气体，烟雾滞留在空气层难以扩散，洛杉矶在1952年和1955年爆发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大量老人不幸遇难；20世纪60年代，日本四日市大量兴建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冶炼以及工业燃油产生的废弃物严重污染了四日市的空气，四日市市民集体暴发哮喘。事件爆发后，各国相继调查事件起因，并制定了大量以清洁空气为目的的环境保护政策。这一系列的特大生态环境灾害事件都是由气候变化异常引起的，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如果任由这种发展方式持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爆发生态灾害事件，破坏程度将会越来越大，直至进一步危及人类生存。全球急需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兼顾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这样的初衷出发，便产生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模式，克服传统模式顾此失彼的缺点，兼顾以上两者，达到双赢的效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契机，实施低碳发展策略，保护和扩大绿色空间。
这一时期，在工业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也得到重视。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环保先驱人物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尊重和平等对待大自然的“大地伦理”学说。他的“大地伦理”思想试图改变人类支配和控制大自然的欲望，尊重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他提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等。大地伦理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的角色，转换成土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任何对土地的掠夺性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利奥波德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平衡和可持续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真正的大地伦理应当将人类视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我们尊重整个大地，不仅是因为它有用，更是因为它是活的生命存在体。”他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准则：“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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