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评传》：
（二）升宗立派的东方学家
季羡林是中国首席印度学家、彻悟佛法真谛的佛学家，同时也是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他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三十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王邦维说：“先生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前后逾三十年。始则筹划专业设置，继则倡导学术研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著作等身，中国东方学研究开创至今，有今日之规模与水平，先生厥功甚伟，贡献至大。”。
季羡林的东方文化观是建立在全面的世界文化定位的基础之上的。他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对于四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关系，季羡林有着一系列深刻而辩证的阐述。在这众多的阐述中，我们应该重视他于1998年6月手书的横幅《北京寄语》：
不倭曾再三论证，二十一世纪将为东方文化重现辉煌之世纪。西方科技文明为全人类创造巨大福利，此为吾人所必不能忘者。但其产生之弊端已开始危及人类生存前途。吾辈对其优秀传统必继承而发扬之；对其弊端必坚决纠正之。此乃人类生存前途使然，不得不尔也。
《李羡林全集》第13巷彩插）
季羡林除了自己为东方学奋斗之外，还花费大量精力培养人才队伍。中国东方学研究有两支队伍，他在为陶德臻等主编的《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所作序中说：“一个‘阵营’是以综合大学外语系科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为主；一个‘阵营’是以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教外国文学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主。前者通外国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一般较差；后者许多人不懂外国语言（如教东方文学的大都不懂除日语外的有关国家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较高，汉语水平也较高。两个‘阵营’的优缺点，正好能互相补充。虽然是两个‘阵营’，但决无互相轻视之意，而是互相尊重，切磋琢磨。……我在上面提到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个人认为，这成就来自两大‘阵营’共同的努力，不能有别的解释。”。除了客观分析中国东方学学术队伍的现状，也是为分类指导、帮助后学做好思想准备。不管对第一支队伍也好，对第二支队伍也好，有没有这种认识和思想准备，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中国东方学队伍是极为团结的，这种团结极大地增强了研究攻关的能力。对两支队伍的态度，季羡林总体上都是爱护的，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对外国语院系的老师，主要表现为压担子和严格要求；对中文系从事东方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主要表现为鼓励和引导。同时勉励两支队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季羡林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翻译家。季羡林的翻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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