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就职于北京建筑大学。研究领域是运筹学。2010年以后，从事应用经济学方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研究问题包括，集聚经济，制度经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品管理策略等。前期的数理基础，为后期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推导，分析指标的构建，数据的统计分析，数值模拟等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8篇CSSCI收录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科研管理》等经济管理学期刊。

　　此书首先分析了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现状，认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周期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增长迅速、地域特征显著，并且受能源安全、过剩产能转移、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因驱动，也受企业内部制度异质性和地区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

　　其次本书把系统性制度因素纳入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中，通过构建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宏观国家制度距离、中观国内地区制度差异、微观企业内部制度差异，分析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并且，应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检验，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指出制度因素在解释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最后，依据理论成果和实证结论，提出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内部体制改革，逐渐减弱或消除其相对“超国民”优势；通过交流、培训、指导、监督加快这些地区的制度软环境建设，缓解地区之间在制度上的非平衡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剥离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双重身份，等系列政策建议。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的现实背景从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发强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迅猛，只是投资总量相对还比较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重要阶段，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部分产能过剩的成熟行业亟待向海外转移；而部分行业则需要在国际上汲取高端知识、技术、管理经验或销售网络，期待向着产业链的高端迈进。内部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迫使企业通过合理途径“走出去”，以期释放部分过剩产能，取得部分知识资本和技术优势。中共十八大也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系统的制度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制度环境客观上还存在地区差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制度因素在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因此，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剖析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果，将助力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为制度的演进提供实质性的建议，这是研究的现实背景。1.1.2研究的学术背景另外，尽管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但是，其经典理论没有能诠释制度因素，在中国企业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上的特殊作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经验文献，也较多依据国家层面的数据，鲜有文献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在经典文献中，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母国的企业，而中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使得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并不完全具备经典理论中的那些基础性假设。

　　所以，直接采用这些经典理论，去解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显然不切合实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研究，较多基于宏观视角，很少能把问题的剖析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更鲜有文献考察企业制度异质性在其中的作用。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国制度的某些特殊属性，决定这些制度因素，在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相关文献鲜有严密的理论解释，没能很好的理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实证研究采用宏观数据，没有从微观角度充分诠释企业内部的制度差异，以及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抉择的影响。

　　因此，从理论上，把制度因素引入到传统上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着力点的新新贸易理论中，扩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上的适用性；从经验分析上，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分析，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将基于宏观数据经验文献的研究结论，拓展到微观经济个体水平，这些是研究的学术背景。下面是相关问题更详实的阐述。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ODI（OutwardDirect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文献，主要诠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企业的母国为发达国家)的ODI行为。理论或模型的基本假设一般包括，微观层面上，企业具有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在宏观层面上，企业母国（所在的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其相应具有宏观制度比较优势。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国际商务和国际经济学两个主要方向，无论是从国际商务视角，还是从国际经济学视角上，发达国家为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际商务领域对ODI行为的解释上，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一般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传统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70）：理论认为厂商的某种具有独占性的生产要素特定优势（包括选择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可以作为企业的“垄断优势”，而这个垄断优势恰恰是其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通过ODI的方式，企业在其投资的东道国把这种垄断优势充分加以利用，进而达到取得超额利润的最终目的。

　　（2）内部化理论（Buckley、Casson，1977)：理论认为企业某些无形资产，比如，某种知识产品、一些特殊的技术等等，难以合理定价，因为，一方面、这些无形资产的投资风险比较大、专用化的收益比较强，并且容易被模仿而无偿扩散等特征；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存在“内生性”的缺陷。因此，企业通过ODI的方式在东道国建立分公司，把部分中间产品的生产和交易行为纳入公司组织体系内部，以期望达到降低交易风险及成本的最终目的。

　　（3）折衷理论（Dunning，1988)：在吸收了上述两个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被称为OIL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Paradigm）。

　　在该理论中，企业在技术方面、品牌方面、组织管理经验方面、规模经济效应方面等，具有的特定优势，被定义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另外，企业的国外子公司在海外市场管理和经营实践中，也可能积累出新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I)是对某些技术密集型公司而言，这些公司的产品一般具有多阶段生产的特点，通过ODI的方式把某些自身特殊的工艺技术延伸到海外，可以达到把母国公司某种特定的所有权优势持续保留在国际化生产的纵向组织系统内部的目的；区位优势(L)是指，东道国的某些特征可以使得，来自海外的投资企业，在当地发挥自身所有权优势的成本和风险都相对较低，东道国的这些特征被称之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主要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东道国的政府政策以及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征。总体分析这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是企业进行ODI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内部化是企业在海外实现其所有权优势的一个方法，而区位优势是企业在海外充分发挥所有权的外在环境条件，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时企业实施ODI的效果会比较理想。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就微观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而言，针对发达国家微观企业ODI内在动因的研究，主要基于H-O、OLI等传统贸易和国际商务以及契约理论，构建经典数理模型论证企业对外投资的内在机理（Helpman，1984；Markusen，1984；Markusen，2002；Antras，2003；Antras，2004；Helpmanetal，2004；Grossmanetal，2004）。继承H-O的思想精髓,基于国际要素禀赋成本差异性，Helpman(1984)构建了企业垂直一体化投资数理模型；同年，基于生产联合性，规模经济及贸易成本等因素，Markusen(1984)构建了水平一体化数理模型，最后，Markusen(2002)考虑知识资本在生产中的联合性，国际要素禀赋成本差异等因素创立了知识资本（K-K模型）模型，企业可以在垂直一体化，水平一体化，或两个同时采用中，抉择其对外投资方式，完成了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模型的整合。而Antras(2003,2004)则把契约理论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东道国的契约情况是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外包的重要影响因素。Melitz（2003）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构造数理模型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奠定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以后许多相关理论的基本思想皆源自于此。Helpman、Melitz、Yeaple(2004)就是在微观企业异质性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数理模型去说明企业通过选择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其国际化的目的，结论显示，企业自身生产率的高低是其选择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了新-新贸易理论。

　　但是，从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不完全具备国际商务领域相关理论中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等优势，也不完全具备国际经济学数理模型中知识资本、生产率优势；从宏观层面上，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经济体，中国不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众多基础假设的违背，使得上述相关传统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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