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研究成果发表在《转型经济学》《比较经济杂志》和《国际经济评论》等国际学术期刊上。著有《中国增长之谜》和《中国式增长》。近年来还常在《经济观察报》、FT中文网和观察者网等大众传媒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曾获比较经济研究学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柏格森奖。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期目标是到20世纪末建成一个小康社会。邓小平明确讲道，到20世纪末，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要达到1 000美元，这意味着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7%。当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实际上不到二十年就实现了。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时，邓小平展望了20世纪之后的世界，并为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设定了发展目标：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再翻两番（即从2000年的1 000美元提高至4 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他设定的这个长期目标只要求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3%到5%。实际上，中国1978—2018年实现了震惊世界的年均8.5%的人均GDP增长率。

1978年时，没有人预测到中国会是此后四十年里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在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近年的增长速度下滑到6%左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属于高速增长。所以，中国正在迅速追赶美国，由此也就产生了许多关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超越美国吗？如果会，那又在何时超越？是否存在一种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中国发展模式？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下行？后疫情时代的地缘政治及紧张的中美关系是否会让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作为在位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能否和平共处，抑或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很大。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如何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对这两个现象的解释不同，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自然就会不同。

在中国国内，许多专家和评论者——包括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中国的快速崛起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恰到好处的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为中国经济的成就感到自豪，并对其未来充满信心。国外也有许多评论者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所折服，并大胆预测中国将很快上升到全球经济的首位。然而，国内外还有一些评论者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例如人口结构老龄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高、行业产能过剩、国内消费不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创新乏力、教育体系僵化、市场化改革停滞、干预主义抬头、产业政策扭曲等。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而是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的增速，防止严重的衰退或金融危机，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全球新冠疫情以及紧张的中美关系似乎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中国增长之谜

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你大概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如果有人对你说，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不是一般的快，而是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你或许会有点诧异。实际上，如果你是一般读者而不是经济专家，你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事实上，即使是疫情前的几年里6%～7%这样的对于中国来说相对较低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领先的速度。

如果给你更多的时间思考，你可能会说中国的增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数本来就低，所以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不足为奇。毕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这么多年，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不还是落后的吗？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略高于美国水平的15%，即使考虑了两国的物价水平差异，使用更宽松的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是略高于美国水平的25%。

但低收入国家的增长自然就会很快吗？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以来，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总体说来反而比高收入国家还慢。中国的增长速度不只远远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或菲律宾，还是低收入国家如海地、肯尼亚或孟加拉国。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变成最富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从经济总量（即GDP）来看，中国已经从1978年位于荷兰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的经济体跃升为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如果保持当前的增长趋势，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实，真正的谜题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比发达国家快很多，而是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我把这称作“中国增长之谜”。

如今，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比之前更快，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快过其他国家——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四十年里也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

一些评论家将中国的快速崛起归功于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鼓励出口，通过国家的扶持手段来支持国内企业的发展。对这种模式持批评态度的西方评论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华“鹰派”人士）虽然承认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但认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靠“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来实现技术进步。但是，如果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能创造出增长奇迹，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通过这种模式或尝试通过这种模式取得类似的成功呢？实际上，在许多学者看来，国家主导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弱势。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过去四十年保持高速增长，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却增长缓慢？换句话说，是什么独特的优势让中国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迅速地追赶发达国家？

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增长的原因，也能帮助我们预判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近些年来开始下行，引起很多人对其未来前景的担忧。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后疫情时代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是否会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停滞，或者至少显著放缓？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某些评论家预言的（甚至希望的）那样，在中美大国博弈、企业债务负担重、政府干预过多的压力下出现崩溃的可能？这样的概率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理解什么是中国快速崛起背后的驱动力。为此，我在本书中先聚焦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前的1982—2012年这三十年，其间中国实现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之后，我再讨论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人口规模是在讨论诸如国防、贸易、电子商务以及社交媒体等问题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当研究经济发展与增长时，人均指标往往更有意义。因此，在本书中，我用人均GDP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增长率来代表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即经济增长率。

内容与结构

或许有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奇迹被夸大了，因为这个奇迹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得出的。一些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中国的GDP数据是由政府操控的。先不论这个怀疑是否合理，即便合理，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GDP增长率有水分”与“GDP水平有水分”不是一回事，反之亦然。关键问题是：这些数据的水分有多大？我将在第一章探讨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被官方数据高估了，而且任何一年的GDP水平和增长率都不一定很准确；即便如此，在评估了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快的。另外，在这一章里，我还将从历史和全球比较的角度来评估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有很多流行的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收入基数低和改革开放政策以外，还包括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机遇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等。我将在第二章逐一评价这些解释。在这里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至少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应该可以实现像中国一样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都比较低，劳动力都很廉价，而且绝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它们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增长。尤其是体量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大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样，成为外国保护主义政策的攻击目标，因此按理说更容易实现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称为直接动因（proximate causes），包括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积累物质资本，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又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速度快过其他国家呢？这就是第二个层面的经济增长动因，也称为增长的根本动因（fundamental causes）或最终动因（ultimate causes），包括制度、地理和文化因素。

职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从制度的视角解释中国增长之谜。我把他们统称为“制度派”。他们当中又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学派，可以称之为“自由市场派”和“积极政府派”。两个学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自由市场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仍然不够自由、不够开放。这个学派认为，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甚至有崩溃的风险。相反，“积极政府派”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功于强势政府和积极的经济干预（包括有力的产业政策）。我将在第三章评价这两种相对立的“制度派”观点。简单说来，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自由市场派”的观点无法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并不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更高。“积极政府派”的观点也无法解释，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效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并非名列前茅；况且世界上有大约150个发展中国家，若说唯有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有幸找到或意外发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这种可能性恐怕太小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制度派”学者持有不同或者更深刻精巧的观点，我也会在第三章加以评论。我的结论是，体制和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差异化因素（differentiating factor）。

其他因素如地理、气候和民族同质性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剩下可以考虑的主要因素就只有文化了。文化论的观点并不新颖。儒家文化——尤其是对勤劳、节俭和教育的重视——曾被社会学家用来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等东亚经济体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奇迹。但儒家文化究竟是如何（即通过什么渠道）促进经济增长的呢？如何证明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比别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加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呢？如果儒家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增长只是发生在1978年之后，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儒家文化与制度政策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我将在第四至第七章回答这些问题。在第四章，我会论证重视储蓄的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投资拉动式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第五章，我将讨论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相对较高的基础教育质量所起的作用。

即使人们同意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成就非同寻常，也未必会改变很多人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普遍担忧。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失衡，表现为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这是不可持续的。根据这种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出口需求将不足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而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已经导致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债务快速上升，这样下去最终将引发经济危机。我将在第四章（以及第八章）论证为什么这些流行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区分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长期增长是由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消费或出口所决定的，后者只会影响短期增长。

尽管廉价劳动力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是在过去四十年里，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由投资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中国的高投资或许已经显现出回报率递减的迹象，劳动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已经不再廉价，因此，中国可能需要转换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创新。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能不能胜任这一角色？有人鼓吹中国的创新能力如何强大，对西方的竞争对手构成了威胁，而有人则不屑一顾，说中国的技术进步靠的是“山寨”，或者说得更恶劣一些，是靠“窃取”国外的技术。我将在第六章评估中国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速下行的阶段。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GDP增速为6.1%，创1990年之后的新低，而就在2010年，增长速度还高达10.6%。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增长奇迹已走到尽头了吗？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从历史上看，只有少数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基于这一事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却带有误导性的说法——“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落入这个“陷阱”吗？我将在第八章讨论这些问题。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紧接着对一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华为——实施了技术制裁。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全球经济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增长前景如何？中美持续的贸易与科技冷战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崛起进程是否会停滞或者显著放缓？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将如何影响世界？世界又应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我将在最后一章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全球比较的视角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 M. 李普塞特（S. M. Lipset，1922—2006）曾经说过：“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其实连一个国家都不了解。”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普塞特的意思是主张比较研究。按照这个主张，在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就不应该只盯着中国，而应该将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看。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做简单的比较。在中国，人们喜欢拿“国内”和“国外 ”做比较。在这些比较中，中国通常都会被比下去，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的确，中国人一提到“国外”，脑子里想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德国或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世界上除了发达国家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观察家在拿中国与自己国家或整个西方世界做比较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在两个国家（例如中国和美国）之间做比较，如果目的是让中国向美国学习某些方面的先进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目的是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那么简单的比较就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用统计学术语来说，简单比较的样本数太少，不具有代表性。作为本书的一个特色，我将采用全球比较的视角，把中国放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去做比较。

当然，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对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新鲜，因为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已经不在少数。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采用了统计回归的方法分析跨国数据，以找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为什么某一个国家（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这些回归分析既无法回答也无意回答，但它们提供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选项。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全球比较，本书将评估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据此我得出结论：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前提下，导致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差异化因素并非某些独特的制度或明智的政策，而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

本书的读者对象不只是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家和普通读者。本书要讨论的问题与全世界多数人都息息相关，我希望本书的主题也能引起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以及非学术领域读者的兴趣。因此，在撰写本书时，我尽可能少用经济学术语，如确属必要，我会尽量说明其含义，以便任何有大专以上教育背景的非专业人士都能理解。

导 言 / 1

第一章 中国的崛起究竟有多快：全球比较的视角 / 11

从全球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 / 12

中国的GDP数据有多准确？ / 15

从恩格尔定律推算中国经济增长 / 18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 20

中国增长奇迹有多独特？ / 22

第二章 解释中国的崛起：一些流行的观点 / 27

基数低的国家增长就快吗？ / 27

人口红利有多重要？ / 32

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 / 37

第三章 制度决定论的是与非 / 41

市场化改革：神话与现实 / 43

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奏效的？ / 47

强势政府与中国模式的迷思 / 50

中国的崛起属于“东亚奇迹” / 56

地理因素和民族多元化 / 59

第四章 储蓄与投资拉动的增长 / 62

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 62

投资与生产率的增长 / 64

储蓄与投资的全球比较 / 67

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 / 70

储蓄的文化 / 75

存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吗？  / 81

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吗？ / 85

第五章 教育的作用：数量与质量 / 89

教育的数量 / 89

教育的质量 / 95

中国学生天生就更聪明吗？ / 101

重视教育的文化 / 104

第六章 技术进步与创新 / 113

中国会创新吗？ / 113

从专利数据看世界各国的创新 / 116

科学研究：数量与质量 / 122

研发投入的全球比较：人力资源与资金投入 / 126

第七章 儒家文化：关键的差异化因素 / 131

文化论及其批评者  / 132

经济学的文化觉醒 / 134

儒家文化及其与制度的关系  / 138

中国增长的经验可以复制吗？ / 146

第八章 中国经济增长为何放缓 / 149

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 149

解释中国经济的下行 / 159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与顺周期政策  / 167

第九章 在后疫情时代追赶美国 176

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 177

走向全面发达之路上的“减速带”  / 184

多极的世界 / 190

附录一 被低估的中国消费 / 195

附录二 被高估的中国投资 / 200

参考文献 / 207

中文版后记 /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