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 企业家归来》描绘了集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这一年，柳传志在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这一年，柳传志在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本书试图在逻辑上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孕育和成长的？2.既然市场是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权又是企业家成长的关键，那么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携手回到当下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3.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我的人生是饱满的
王石
万科、深圳和我的“转型”
万科今年正好是30年，我们也正在规划第四个十年。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大概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规划第四个十年花的时间长一些，从2013年8月一直到2014年12月28日，几乎难产，为什么呢？显然和现在面对的局面有关系，国家的转型、企业的转型——如何转型？第三个十年规划的时候，我们目标是1000亿，结果到2014年，万科现金回款达到2000亿，远远超过规划。未来十年，总得有一个数字性的描述，我们的描述是1万亿。这不是一个指标，这是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万科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如何从过去“盖了就卖”的快速周转，逐步变成物业持有。预计未来十年之后，万科一半的经营规模是持有的物业，而不是销售。
万科在“转型”，万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也在“转型”。我认为，深圳的转型会对中国其他城市有示范意义，就像当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第一，深圳是移民城市，比较年轻，平均年龄比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其他二线城市都年轻，年轻就有活力；第二，移民城市不安分，要往前走；第三，深圳相对而言是“小政府大社会”，千人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是最低的，更不用说其他条件了，比如说民营企业的著名品牌有40%在深圳。当然，深圳也发生过危机，但深圳人没有真正抛弃深圳。
如果深圳需要王石扮演一个角色，原来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责我将继续承担下去，将来深圳让我当“垃圾分类形象大使”、“厕所清洁形象大使”等等，我都乐意干，没有问题。
这几年我们会把万科大学办出来，当然不会是通俗意义上的“万科大学”，而是陆续从几个方面开始建设。比如，建立研究中心，工程结构、环保生态会成立一个学院；又如，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机器人，也成立一个学院，我们研究的这代机器人将来一定包含清洁、老年人的照顾；再如，21世纪的生物工程，中国的土地27%是沙漠和戈壁，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将来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转化，到戈壁和沙漠上从事对人类有贡献的现代农业。
把“匮乏”当成优点
对于中国持续的高增长，我们突然发现按西方的那套逻辑解释不通，是不是西方文化精神之外真的有一个东亚文明？具体到东方的工商管理，如果有好的经验的话，应该非常值得去总结。西方也在困惑，我们也在困惑，当然西方已经开始到东方寻找源泉和资源，我们现在不能把自身的优势切割、断掉。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和有效利用是当务之急。具体到我，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多，所以我把“匮乏”当成优点——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的，我就采取“拿来主义”。最近我先是到了哈佛，在哈佛听中国传统文化课，在这里我再学习别人，也不可能成为西方人。当然，我更多的是比较，比较优点，比较缺点，后来发现，即使你不喜欢自己的文化，你也得了解它，你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你怎么进行比较和汲取？
离开哈佛，我去了剑桥，将来还要去以色列留学。也许到2018年为止。这一圈走下来，越往下走也许越不确定，但总是不甘心，总是在探索。至少西方的方法论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让我有了更好的思维方式，至少会更清晰一些，能不能最后有一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会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以促进深圳的转型，筹备万科大学，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到70岁之前应该是很饱满的。谁知道70岁时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我此前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表示过，会去做农业。离开剑桥去以色列学习，实际上有一个预期，我不仅仅要学习研究犹太宗教和希伯来文化，还有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是：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戈壁滩和沙漠上搞高科技农业的？比如现在我们在阿拉善搞的滴灌技术，虽然不是在种庄稼，但已经给下一步的农业埋下了伏笔。
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表示
一谈到公共事务，就很容易去讲企业家的责任、态度，太容易唱高调。从社会心理学这个层面来讲，人是利己的。利他，或者对自己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家庭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集团有好处，甚至可能对自己的种群有好处，这是前提。企业家天经地义就要盈利，利他是一种能力表示，参与公共事务也是一种能力表示。打个比方，首富是比尔?盖茨，他捐款了，“二富”一看，我也捐，这就是能力的表示。
阿拉伯半岛上有一种鸟，叫阿拉伯眉。鸟也有社会阶层，第一把手命名为阿尔法，第二把手是贝塔。阿尔法找到一条幼虫，它可以自己吃，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它走到贝塔那儿，把虫子给了贝塔，贝塔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做出嗷嗷待哺、卑躬屈膝的样子，把虫子吃了。之后，阿尔法就趾高气扬地拍着翅膀飞走了，你可以看到什么行为表示，是不是利他？我有这种能力，我不但能养活自己，我还能照顾你。这和人类的行为是一样的，利他是表示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高尚，这是一种能力的较量，在这个社会，怎么表示你的能力？你不但要让自己生活得很好，能养活自己，你还要有余力帮助社会上的其他人。
我没有隐忧，都是公开的，雾霾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隐？食品安全、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觉得不满的地方，我若不满，人家怎么活？我现在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为什么我要做奉献呢？我不是被逼迫的，我可以不这样做，因为我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说了不吸烟就是不吸烟，说了不喝酒就是不喝酒，而且不但自己不喝酒，也希望万科的人少喝酒。所以万科提倡的长跑运动，一下子在全国蔚然成风，很多人把功劳归功于我，其实我不长跑，要归功应该归在郁亮身上。郁亮不但登上了珠峰，而且一个月之后就跑马拉松，这已经超过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我还有什么不满的？我没有。
“原罪”与“匠人精神”
我不认同企业家原罪的问题。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商界的社会地位。要说有原罪，按基督教文化，每个人都有原罪。为什么单说企业家有原罪？
“原罪”是什么？如果说企业家的野蛮生长就是原罪，我不认同。我不认为我有原罪，而且我认为我不是孤案。我觉得我们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赚钱就像军队保卫国家，我们赚钱就像农民让庄稼丰收，工人让产品质量合格，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赚钱就是不法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就是奸商？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语境下谈原罪，中国企业家怎么健康成长？
士农工商这个“商”，它到底有没有原罪？它的原罪是什么？如果说官商勾结是原罪的话，至少我没有勾结。中国传统的官商勾结，最典型的如山东的袁紫兰，这个家族富裕了200多年，从明末到整个清朝年间，家里出了一百多个政府官员，20多人是考的，其余是捐官，这是官商勾结最典型的例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性，商人向来要仰仗官的。
中国商人有其局限性，但是，中国的商业一直是很发达的。中国商人的优点是什么？这两年我和褚时健接触比较多，他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刑法，被关进了监狱，出来后75岁再创业，创造了奇迹。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他的表现，俨然国际级企业家，我看不出他有原罪，我觉得他身上显现的是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匠人精神”。这就是中国儒家、佛家、道家综合的儒释道传统：对得起自己，对得住别人。
……
序言 我的人生是饱满的 王 石
序起 1984年的制度基因
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集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
第一章 边缘的力量
他们不仅把私营经济带回了中国，也培育了市场，还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更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转型历程中，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悄然孕育，终于破茧而出。
中国式“阿甘”
“从田野走向世界”——听来诗意，甘苦自知。当鲁冠球在小铁匠铺里抡起大锤挥汗如雨时，大概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会坐在办公室里转动地球仪，运筹帷幄。
“温州模式”：蚂蚁雄兵
三十万供销员四面出击，曾经让各地国营企业头疼不已。这样一支庞大的“蝗虫部队”，也成为了那个年代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希望是个好东西
命运有时就像令人纠结的选择题，正是在填写这一道道选择题的过程中，“希望”之门轰然大开。
第二章 企业家回来
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家们，是“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得以成长，并成为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灰色地带与体制资源
与大部分投机商人一样，他们也曾经试图通过倒卖稀缺物资来获取原始积累。
为什么要去香港
因为有了“香港故事”，联想的历史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
穿起珍珠的那根线
他相信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电脑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企业家独到的判断力慢慢彰显。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柳传志是一位超级现实主义者，不会让公司在洁身自好中凄然死去，也不愿让公司在险恶的环境里走向绝路。
一场寻找路标的行动
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零部件，德国人手里做出来的都是合格品，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就弄成这个样子？
“请给我们松绑”与企业家回来
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是伴随着改革中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出现，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城市边缘的野蛮生长
王石慢慢发现，他在深圳找回了自己，企业家特有的冒险性格被激发出来。
从“什么赚钱做什么”到彻底专业化
王石第一次试图塑造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遍及全国与他一样的创业者还是挣脱不了“野蛮生长”的魔咒。
超过25%的利润不做
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万科是领跑者，其经验给后来者诸多教益。
“造就真正的企业家”
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家们，亦是“价格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得以成长。
第三章 产权与控制权(上)：转制
企业家不是培养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出来的。造就企业家一是要放活市场，二是要解决产权问题，如果前者是产生企业家的基本路径，后者则是企业家产生的关键。
从“放权让利”到触及产权
这种环境鼓励了敢于冒险和有创业精神的国营企业员工，让他们在市场化开启之际有成长为企业家的可能，并在市场中大展身手。
海尔改制：一场失败的博弈
“企业发展太快，大了不敢分了”，杨绵绵的“心迹”一定程度也印证了张瑞敏彼时的感受。
从四通到联想：艰难的长跑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却也有最便宜的企业家。
第四章 产权与控制权(下)：摘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空前好转，私营企业主又忙不迭地要摘掉红顶子。但他们突然发现，紧箍咒一经戴上却很难取下。
职业经理人是我的理想
名利之间只能选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王石作社会价值取向之选择。
摘下“红帽子”
民营化就是要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让真正有能力、有资产的经营者成为企业所有者。
艰难的产权战争
紧箍咒一经戴上却很难取下。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把企业从“红帽子”里请出来的办法。
第五章 远去的黄金时代
身为变革中国的“探路者”，他们超于时代，却又困于时代，成功和失败，或许都是他们的宿命。无论如何，成王败寇的逻辑，对于这些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创业者来说，并不公平。
“改革典型”浮与沉
就在这“一念之间”，马胜利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实际行动倒逼了承包制在国营企业里的全面推行——1986年12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度。
“功成身退”愤与悲
在失意者当中，潘宁或许真能算得上是“光荣退休”，毕竟他还能一走了之。李经纬却是欲罢不能，因为他还有一笔“后账”未清。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当人们再三问及二次创业的动机时，褚时健的回答是：“有个事情做，人就有希望，人得在希望里头活。”
第六章 价值观
他们依靠强大的个人魅力与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带领企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过渡的一个个缩影。
争议“原罪”
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
政商关系
在中国企业的成长路径中，企业与政治的关系之复杂早已经超出想象。“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建立透明的政商关系，终归只是个愿望。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不具有创新市场的能力就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气质：共性与个性
这一代企业家有着特殊的个人经历——他们走过极权和开放初期的不同社会年代，摆脱传统思想与体制束缚的压力不小。
尾章 企业公民
告别野蛮生长，中国企业家开始将社会基本价值观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公共政策相整合，甚至躬身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后记
中国商人有其局限性，但是中国的商业一直是很发达的。中国商人的优点是什么？他们身上有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匠人精神”。这就是中国儒家、佛家、道家综合的儒释道传统：对得起自己，对得住别人。
——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