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简介：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办人之一，北京华育助学基金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商业环境的转变和解读企业案例。他的新作有《电子商务创世纪》《只有一个王石》与《做马云的下一个对手》。他曾出版有《王石管理日志》《王石是怎样炼成的》《巨商是怎样练成的》《总裁论道》《解读郎咸平》《有钱好好用》《中国式企业联盟》和《理解今日中国的财经文本》等书。其作品长期在财经图书领域有稳定销售量。他还是多个主流媒体栏目——包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湖南卫视、内蒙古卫视、贵州卫视、山东卫视、腾讯网与中国经济网的嘉宾。他还参与了网络财经剧“拆弹专家”系列的创作。

　　“常读”系列编委会

　　王炜，现为乐钱创始人兼CEO，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国泰君安、IBM、新浪网、凤凰新媒体与和讯网高管。

　　仲伟志，区域经济专家，原《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现任《投资时报》总编辑。

　　汗青，历史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国内著名古兵器收藏和研究者。

　　吴声，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互联网专家。

　　吴伯凡，学者，作家，杂志发行人。

　　陆新之，基金合伙人，文化机构联合创始人，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

　　张春蔚，阳春科技联合创始人，《财经郎眼》《对话》《等着我》等多档电视节目嘉宾、策划，曾任职于《南方周末》《金融时报》。

　　孟雷，作家，《经济观察报》社委、总经理。

　　姚长盛，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骆明，《体坛周报》副总编辑，国际“金球奖”媒体评委，足球专家。

　　魏航，足球专家，原体坛网总编辑。

　　《常读·人物志：对碰与对话》为常读·人物志系列的一辑，本辑筛选了曹德旺、马云、柳传志、周鸿祎、任志强、冯仑、俞永福、冯鑫等十几位财经界名人，他们充满个性，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更极具启发性。作者通过对话这些财经名人，让读者能了解到他们多彩的商业故事和人生感悟。

　　《常读·人物志：对碰与对话》：
　　1983年，我接手玻璃厂，加强管理，杜绝人浮于事，提高生产效率，厂房里的机器连续24小时运转，工人一天三班倒，厂子效益大大提高。一年过后，我拿到的分红就有20万元。 
　　可能很多人认为，承包制对于治疗亏损国企，可以药到病除。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承包制就像一剂膏药，如果是外部伤口，可能有效；如果是内脏有伤，就没多少疗效了。 
　　高山异型玻璃厂内脏已经有伤，承包制很难治本。我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如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在短期内确实有效，企业也有了利润，但是企业毕竟要持续运营，如果后续投入跟不上，就会出现设备老化、成本提高等问题，企业还是死路一条。作为承包者，我已经通过一年收回投入，而且还赚了钱，我没有动力继续投入了。 
　　这也是我当时的想法，赚了钱就不想承包了，可是1984年，福清进行劳动模范评选，由于我在当地是第一个承包工厂的个人，这个荣誉就给了我。有了荣誉，一高兴就忘了见好就收这茬儿，我竟然又接着干了。 
　　陆新之：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汽车玻璃，听说与您挨过的一句“骂”有关？ 
　　曹德旺：当时我去外地出差，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把拐杖扛在肩头的时候险些碰到一辆汽车的玻璃，司机吓了一跳，很凶地向我吼，别碰坏玻璃，要不然赔不起。我本身是做玻璃的，一块玻璃的成本还是心里有数，就和他聊天，我说不就是一片玻璃嘛，值多少钱？司机一听，啧啧有声，这种汽车玻璃可都是进口的，一片要几千块钱呢。 
　　我听完也大吃一惊，仔细打量，就这样的汽车玻璃，我完全有信心生产出来，成本没多高，没想到进口的玻璃竟然卖这么贵。后来，我们经过筹备，盖了一座生产汽车玻璃的电炉。 
　　其实，定下心来专门做汽车玻璃，也和一次香港之行有关。 
　　福耀上市之后，有一次恰逢我去香港调研，就携带公司的运营报表等资料前往，找到一位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总监，请她帮我分析福耀的股票。 
　　结果，这个资本专家看了一眼，就把资料一扔，说：“你这公司怎么什么都做？又是汽车玻璃，又是地产项目，又是装修，风马牛不相及，你让投资者怎么去投资？只有外行人才会继续投资，在我看来，这就是垃圾股。” 
　　我问她该怎么办。她说：“你自己想想，什么东西你最擅长经营，选一项，剩下的重组掉。”我听了一头雾水，怎么重组？她笑了，说卖掉就是重组。 
　　福耀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很少人知道也曾被人称作“垃圾”。 
　　福耀多次化险为夷，我觉得和我们的目标密不可分。福耀的目标，就是要给中国人做玻璃，而且要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勇气，这不是说说而已；相反，这是深入骨髓的战略方向。 
　　陆新之：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很多企业不愿意做“股份制改造”的试点企业，您是怎么想到让企业去上市的？ 
　　曹德旺：当时，企业要发展，需要资金。我认识了一家中东银行新加坡分部的总裁，他可以把钱借给福建省投资公司，然后再转借给福耀。 
　　拿外国人的钱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国内银行的资金有限。要找外资，手续就相对繁琐一些，福耀的财务报表需先提交给对方，他们看过之后，认为福耀的业绩很好。总裁也亲自跑来一探虚实，还请我去新加坡面谈。 
　　到了新加坡，我和那位总裁深入聊了一次，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多启示，这可能是我背上巨额贷款债务之外最大的收获。 
　　这个收获就是上市。当时新加坡人给我出了个点子，让我收购一家当地企业，然后再进行反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资金都由新加坡人提供帮助，最后，合并的企业在新加坡包装上市。为什么那家本地企业不能直接上市呢？因为新加坡有规定，资金必须达到一定额度才能上市。 
　　尽管我当时包括后来也没有采纳新加坡人的建议，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我新的思路——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这是必然趋势。 
　　从新加坡回来之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资本市场这回事。当时国内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连证券交易所都没有，上市融资更是天方夜谭。 
　　我把想法汇报给省里的领导，人家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正发愁找不到“股份制改造”的试点企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肯定了股份制试点，允许继续进行试点改革，“股份制改造”逐渐风行，尤其地方政府争先寻找“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以保持与中央一致的节奏。 
　　在福建，好一点的公司对股改还有疑虑，自然不愿意做；差一点的企业，又不够格做试点。现在福耀愿意做试点，政府部门很快就派人进驻公司。 
　　陆新之：股改的具体经历喜忧参半，那两年您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很多人要退股而您却全盘接过来，哪怕举债回购？ 
　　曹德旺：1991年8月，我们开始发行股票。很多小股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但是隐约又觉得是个好事情，就花钱来买，一心希望公司上市后手里的股票价值翻倍。 
　　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是当时国家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管理者也比较谨慎，不是说挂牌就能挂牌的，能挂牌的企业多是证券所本地企业，或者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一时间，福耀找不到挂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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