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
—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
（一）
20世纪是以“亚洲的觉醒”与“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为其开端的。“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的觉醒，无疑在“亚洲的觉醒”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崛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东方巨人中国沉睡的时间是过于长久了。但谁会料到，这个几乎已经“老化”了的民族，竟然潜藏着那么巨大的生命活力。本世纪初，她刚刚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中“觉醒过来”［1］，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走了欧洲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这一往无前的民族进取精神在本世纪内一再使举世为之震动。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传统思想的枷锁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每前进一步，都要与历史的惰力进行搏斗。时代发展的道路竟是如此之艰难与曲折，也为举世所罕见。历史跨入20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进程，始终交织着前进与倒退，突变与停滞，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充满了饱含血泪的痛苦，也有着最巨大的欢乐。在这历史的起伏中，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其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就有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
周作
丰富性与深刻性。他首先比较充分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熏陶，与古老中国的封建传统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后在十月革命新思潮影响下，他又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鲁迅的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的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将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作一综合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和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并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以为后人借鉴。
（二）
我们的分析从1907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开始，乃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总的说来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和当时多数“新派”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先是受严复、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2］，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学的启蒙教育，以后又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转向章太炎［3］，并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潮以及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07年发表上述文章开始，鲁迅与周作人以独立姿态并肩出现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早在19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就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从“宇宙之中心”的幻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于西方。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引起整个民族（通过自己的先进分子）进行严肃的反省：西方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复兴之道？—正在关怀着民族命运的周氏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两个现成的答案：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物质文明”，遂“竞言武事”，热衷于“制造商估”；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社会民主政治”，遂“以众治为文明”，而热心于“立宪国会之说”。鲁迅却力排众议，明确提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等，“此特现象之末”。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4］。鲁迅不同凡响地提出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两个方面。前者是鲁迅与周作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又各有侧重；后者是鲁迅的思想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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