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小的时候起，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到二十四岁这段时间里，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也意识到这么做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觉得早晚我还是得安分下来著书写作。
三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二，老大和老三都与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那时我有些孤僻，很快我的言谈举止就不招人喜欢，在学校里变得很不合群。像其他孤僻的孩子一样，我总是编造各种故事，同臆想出来的人对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志向就同这种孤独寂寞以及受人冷落的感觉交织在了一起。我自知有驾驭文字的才能，有直面一切令人不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这为我创造了一片私人天地，每当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我能在这片天地里得到宽慰。然而，我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期认认真真的或者说煞有介事的创作，加起来也不过寥寥五六页罢了。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写诗，母亲把它抄录了下来。诗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写得是关于一只老虎以及它“椅子般的牙齿”——这个词造得倒还不赖。不过我认为这首诗有抄袭布莱克的《老虎，老虎》之嫌。十一岁时，一战（1914-1918）爆发，我写了一首爱国诗歌，登上了当地的报纸。两年后，我另一首悼念基钦纳逝世的诗也在该报上发表。稍大一些后，我便不时用乔治亚风格来写一些蹩脚且通常是没有完成的“自然诗”。我也曾两次尝试写短篇小说，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些便是那些年里我一本正经写下来的全部作品。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间我确实从事过一些文学活动。首先要说的就是那些应付差事的写作，这些东西我写起来毫不费力、得心应手，但却不能汲乐其中。除了学校的功课外，我还写过一些应景诗，现在来看，当时创作这种半喜剧性诗歌的速度连我自己都觉得震惊——十四岁时，大概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模仿阿里斯多芬写了一整部押韵诗剧——此外，我还参与校刊的编辑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这些校刊上都是你能想象出的最粗浅滑稽的文字，编辑起来毫不费力，就是现在我花在最没有价值报刊上的心思也要比它多。但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有大约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还一直进行着另一项不同的文学练习：那是一部仅存在于我内心的日记，里面演绎着以我为主角的连续“故事”。我相信一般孩童和青少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如罗宾逊似的绿林豪杰。但很快，我便不再沉溺于这种纯粹自我陶醉的“故事”中了，转而只是对我所做所见之事作客观的描述。有时候一连好几分钟，我的脑海里会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他推门进了房间，一缕金黄色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斜照在桌面上，上面有一个半开的火柴盒，平躺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径直走向了窗边，窗外大街上，一只花斑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正好贯穿了我还未从事文学创作的那几年。尽管我不得不搜肠刮肚，而且也的确费尽心思去推敲斟酌合适的字眼，这种几近刻意的情景描述几乎已是不由自主，仿佛是由于来自外界的压力而导致的。不同时期我曾仰慕过不同的作家，我想我的“故事”一定反映了他们迥然各异的风格，但我记得，它总是秉承了相同的细致描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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