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邓演达传》：
邓演达与哥哥邓演存手足情深，而兄弟俩对于政治上的主张和行动却不相闻问。他们在广东陆军小学读书时，邓演存每次写信回家，都是问候父母亲和家人好，而邓演达每次写信回家，都是问及家乡地形和军事情况，反映出邓演达的政治追求与其兄有很大的不同。
邓演达的夫人郑立真（约1897—1939）是邻村溪塘村人。她出身于旧中国传统家庭，与邓演达的婚姻乃旧礼所促成，所以夫妻生活平淡，但是两人互敬互爱。邓演达秉持真诚的婚姻观，亲自教她读书识字，鼓励她进步。因邓演达长期在外工作，主要靠郑立真在家侍候父母，主持家务，尽守孝道。郑立真也不辜负邓演达的期望，考进广州图强助产学校学习，直至毕业。
邓演达在两次出国期间，曾20多次写信给郑立真，仍继续鼓励她学习，并要求她到社会上工作，自立自强，并把国外的观感，特别是西方的男女平等关系进行详细的倾诉，鞭挞中国封建婚姻对女子的残害。他希望能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对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反叛，因此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对婚姻自由给予极大的赞赏和支持，且身体力行，要求与郑立真解除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他曾规劝郑立真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向封建礼教抗争。郑立真十分争气，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珍惜与邓演达结下的夫妻感情，在邓演达的教育下，走向坚强和成熟。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时，为支持邓演达和支持革命，郑立真随军参加救护队，并担任队长，日夜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北伐结束后，邓演达全副身心为国家而无暇顾及小家，曾提出与郑立真分居、分离，但郑不为所恼，依然如故支持邓演达，支持中国革命。
邓演达遇害后，郑立真为了反抗蒋介石，辞去医疗队的工作，沉默隐居，终日忧郁寡欢，不幸患上乳腺癌，手术后于1939年8月在香港去世，终年41岁。
邓演达在1925年至1930年间两次旅居国外（主要在德国、俄国），从国外共寄回20多封信，这些信一直被郑立真保存着。直到她去世以后，彭泽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后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才受委托把这些信和邓演达的有关遗物保存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彭泽民调北京任政务院（后改国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他通过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把信带到北京，送农工民主党中央保存。“文革”前夕，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为防止邓演达的家信和有关资料遭到冲击与损失，就把它们秘密转移到自己家里。“文革”开始后，季方为周恩来总理指名重点保护的对象，因此这些信免遭毁坏，得以保存。季方逝世后，他的女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些信件。邓演达遇难72周年之际，邓京育从季方女儿手上收到了这批信的影印件。邓京育便将信转送给当时的广东邓演达研究会会长梅日新，研究邓演达的学者由此得以知晓研读。20多封给夫人郑立真的信和一封给哥哥邓演存的信，反映了邓演达对其妻子、家人、朋友的亲情和关爱，也凸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
邓演达从小生长在农村，对于农民的生活疾苦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故乡鹿颈村，地主与佃户分区居住，阶级对立明显，生活悬殊。地主的横暴，农民的贫困，在邓演达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是孕育他的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思想的原始酵素。
鹿颈村在自然环境方面有独特之处，它对邓演达革命意识和勇敢性格的形成以及军事才能的启迪，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淡水河流经鹿颈村这一段，当地人叫它为大江。在平时，它是天然的游泳场。童年的邓演达和一伙袒露着屁股的孩子，带着几分野性，跑着从高岸跳入很深的河水中，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时而横渡对岸，或俯或仰，或浮或沉，或相赛或打“水仗”，从中增强了体魄，锻炼了胆量和意志。但是这条大江是不驯服的。每年台风暴雨季节，它的野性就要发作：泛滥成灾，一片水汪汪。轻则淹没河岸附近农田，造成减产或失收；重则殃及村庄，房屋没顶，倒墙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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