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最关心的，还是军事动态。他的读书不是单纯的读书，他有点厌烦那些“足记姓名”的文章词采。他学文习字仅是为了理解兵书，因而文化水准进步得不快，这从他所著兵书文字浅近接近口语可看出来。但天生地，他对兵书的道理却像久旱逢甘露一样极快极多地吸收着，而且随着年纪的增大，他要开始运用那些纸上的知识了。<br> 这十年中，国家在两个方向上都使用了军事手段。在北方，突厥骑兵时常进扰，长城一线频频告警。文帝年年调兵备边，甚至于开皇三年（583年）八路出击漠北。在南方，为扫除江南的偏安小国，文帝以八载精心的筹备，于开皇九年（589年）初，遣五十万大军突然袭击，一举端了那个“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陈后主的老巢，自此南北合一。两次战争成了李靖学习的活教材。他当然没有投笔从戎、亲赴前线，但因家翁居官，可以看到官方的邸报，又从返自前线的将士口中探听，故此得到大量的前线情报。他用已学的兵理，排比分析偌多材料，从中找出经验、教训，设想着若是自己为将该如何运筹。于是乎，未出茅庐，他便先打了“两仗”。<br> 这十年中，李靖的家庭变化不大。隋文帝的新朝接受了他的父亲，却并非礼遇优渥。李诠于文帝上台并无尺寸之功，他不过是个北周的旧吏罢了。调他到赵郡，做一方的“父母”，已经是照顾不小。因为这个缘故，李靖年轻时并不得意。我们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以及《太平广记》中，都可见到“李靖微时”、“李靖始困于贫贱”、“李靖以布衣……”的说法，他当然不会贫贱到担心温饱的程度，但在新朝未挤进上层集团应是无疑的。《续玄怪录》中的一段故事很有意思，说的是李靖“微时”曾射猎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很丰厚地招待他。一日于山中逐鹿，日暮迷途。便行至一朱门大宅投宿，不意巧入龙宫。主人请他帮助行雨人间，他慨然应允。后主人以二奴相赠来酬谢。这个传奇本身固是荒诞离奇，然有一点或可旁证其早年生活，那便是他曾射猎山中。外出射猎，自不能是生活成了问题而要贴补家用。有两个解释似乎入理：一是既然尚武，且沉醉骑射，在和平环境里没有他途，便只有行猎，而行猎在关陇集团中是太普通的事情了。贞观皇帝李世民也常以射猎为演武练功、防止“髀肉复生”的唯一手段。另外，既有闲心射猎，且须食宿山中，说明李靖没有多少要紧事做，他此时很可能还是“躬耕南阳”的一介布衣。<br> 自古英雄出少年。像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龆龀之岁便衣朱紫；李世民二十出头，就广结豪杰，经略四方，是何等地豪气四溢；独孤信年轻的时候，更是风流倜傥、意气风发，引得时人竞相法其衣着穿戴。《北史·独孤信传》说他曾外出行猎，日暮返城，轻风扑面，令其帽微侧，次日城中吏人凡戴帽者，也都效他微侧了。自然，他们有倜傥的条件，有得意的资本，在这一点上李靖不如他们幸运。李靖十分羡慕他们，他羡慕的不仅是“侧帽”一类的表面文章，而是他们身负国恩，有驰骋施展的大好机会。他常对至亲感慨：“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这类慨叹也很寻常，不似“苟富贵，毋相忘”那么令人难忘，但确实是李靖对自己主客观条件的一番评价。以他的主观条件，是适合带兵征战的。他的“逢时”恐怕是指“逢战”——有仗可打。可国家目下没有太多的战事，且谋臣如雨、猛将如云，即便有了战事，也还轮不到他来出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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